从《晏庐印存》钤拓本考证可得出新证：印谱为葛氏旧物无疑；此本《晏庐印存》为第12（辑），说明《晏庐印存》还有第1至11（辑），第12辑后是否还有续辑，目前尚无史料佐证；是谱作者徐石仓、徐右余兄弟，为民国时平湖篆刻家、昌楹好友；这6方印款的时间都为甲寅即1914年。从印谱式样看，辑成该谱初定应在1916年前后。
第二：关于《宋元明犀象玺印留真》印谱，是谱名为留真，实有伪印。当年嘉兴篆刻家汤安（字临泽）闻当湖传朴堂藏印丰富，收印心切，汤氏等人看中昌楹软肋，遂设陷井，编出从古宅墙中拆得此批印章之故事，故意把消息传给昌楹使其购之。应该说汤安刻印水平属上乘，且对历史考古十分娴熟，系作伪高手，连鉴赏法眼的吴湖帆也被其伪作蒙眼。故伪印，从表面上看有宋元气息，不然就葛昌楹几十年的鉴印眼力，是很难蒙混过关的。此印谱虽为汤氏伪作，但看后往往使人信以为真。以当下审之，仍不失为一部有较高艺术水准的印谱。由此不能妄断昌楹“眼低”。如张大干冒徐青藤画，真假难辩，使曾熙错鉴蒙羞。所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葛氏收藏重点是明清印人作品，时宋元印出土少，犀象之类印更少，昌楹购印心切，又缺少参照物对比鉴定，故马失前蹄。这不影响其明清印鉴定的权威，有罗振玉评价为证日：“1917冬，我筹振灾炎返沪江，邂逅葛君书徵，葛君为人温雅恺悌，能传家学，出所集《传朴堂印谱》稿本示予，谱中所集始于文、何，终于吴、赵、凡数十家，盖予曩有志未逮者，君则已先我成之已。出示所藏诸印，则皆选择精严，无一赝作厕乎其间，其鉴别之审慎，又可惊也，为之狂喜。”
葛昌楹对中国印学史的贡献除保藏印章、辑梓印谱外，另于珍稀名人字画亦尽力保护，如嘉庆十年（1805）平湖县令路罅续修的《平湖县志》，十分珍贵，抗战初此书恰在葛昌楹手中，故未遇难。此书今藏上海图书馆。抗战胜利后，葛昌楹又偶遇传朴堂藏画《路令送朱椒堂北上图》。路令，即县令路罅。昌楹见之，如遇故人，感慨万分，重金购之，并请张元济鉴赏题辞。张睹画思绪万千，题七绝诗二首，其一日：“志乘流传今仅存，画图渲染更加新。天叫传朴传双壁，故辟桃源好避秦。”一书一画，堪称双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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