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学刊（第四辑）》：
值得指出的是“西蜀”之称当脱胎于《战国策》的记载的“蜀乃西僻之国”。《战国策》卷三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结果司马错胜出，但两人共同认为“蜀西僻之国，戎狄之长”，反映在中原人眼里“蜀”是西僻之国，理当称为“西蜀”。因为原来这里只有“蜀”没有“巴”（说详下节），所以惯用“西蜀”来称此华阳之地。
“西蜀”是秦汉至魏晋时人们的习惯地域名称，因此在此区域内建立的政权也被人称为“西蜀”，例如三国时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221—263年），又称“西蜀”；东晋焦纵据蜀，自称“成都王”（405—413年），也被称“西蜀”。
晋时左思撰写的三都赋中的《蜀都赋》与《吴都赋》中假设“有西蜀公子者言于东吴王孙”，两人热烈争辩“西蜀”与“东吴”两地的优长劣短，传为美谈。
所以，《辞源》（1983年）迳称：“西蜀，地名，指四川省”，指的是川渝分治前的四川省，也即四川盆地的巴蜀地区。
二、“西蜀文化”是“广义巴蜀文化”中的一支
我们认为四川盆地在夏商周时代是“有蜀无巴”的。2005年我们曾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研究后指出：“夏商周时期的四川盆地和邻近地区是以‘蜀人’为核心的‘古蜀文明’的范围；东周时在江汉平原的‘巴人’受楚逼迫，向西进入四川盆地东部，与原是蜀地的一些土著民族结合形成‘巴文化’，于是与‘蜀文化’一起，共同形成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巴蜀文化区’。”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长江三峡地区考古曾发现了早期的巴文化。但笔者有幸在1997年和2002年两次亲赴三峡考古现场考察后得出如下看法：①事实胜于雄辩。三峡西部考古至今没有发现大家期望的夏商西周时期的“巴文化”和“巴墟”。②考古发现离不开历史文献载的指引和诠释，历史文献离不开考古发现的论证和充实。按历史文献记载，探索东周以前的“巴文化”“早期巴文化”的最佳位置不在四川盆地，而在其邻近地区，如汉水流域和江汉平原，包括三峡地区以东部位。③很有可能我们把东周时从楚地西进的“巴文化”看做是“楚文化”西进了，或者说我们把“巴文化”与“楚文化”混淆在一起了。
进而我们认为本地区的古文化有一个发展由来，可分为三段，只有到了第三段才能称为“巴蜀文化”。第一段以宝墩文化（含三星堆遗址第一期）为代表的是“先蜀文化”，相当于龙山时代，崇州发现的双河古城和紫竹古城属可此段。第二段以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含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是“古蜀文明”，相当于夏商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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