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如果极左派号召进行“第二次”革命，号召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起义，那么他们的最后结论显然也是效仿考茨基的。考茨基问道：“俄国社会主义者应当做什么？”他自己回答说：“现在俄国本土的危险已经消失，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起义（完全是科尔施的‘第二次革命’！——布哈林）会有助于反动派。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反动派所能做到的一切，布尔什维克干起来能超过任何人……因此我们用不着害怕反动派会由于俄国的武装起义而得到帮助。相反，越来越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武装起义如获得成功，会使俄国有更多的自由，不但不会损害任何保存下来的哪怕是不大的革命成果，反而会使许多革命成果获得新生，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有益于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看来，在对苏联政府的评价问题上，在诽谤我国经济似乎具有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谰言中，在对蜕化变质的谴责乃至在“第二次革命”的号召中——在极左派所有这些平淡无奇的“思想”重点上，他们都是毫不客气地用自己的话来转述考茨基的观点，反复地唱着特别刺耳的孟什维克调子。
这类反革命的庸俗谰言未必值得认真反驳。这里我们想首先讲讲这些论断所根据的理论，即苏联经济的“热月”蜕变论，以及由此而来的我们党和国家的“热月”蜕变论。
大家知道，运用历史的类比一般来说应当特别慎重。尤其是在涉及到类比后直接得出政治结论时，就应当更加慎重。关于苏维埃俄国和我们党的“热月”蜕变，俄国孟什维主义的领袖马尔托夫早在1921年就向列宁提出过这样的口号：“从经济的热月政变向政治的雾月十八日前进！”其实，再也没有什么理论比臭名远扬的“热月”蜕变论更无知、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了。第一，在法国革命时，热月政变根本不像如此热心谈论它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和平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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