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开设“旅游规划原理和方法”课程已有二十年。随着笔者在旅游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课程形式和内容经过多次完善，形成如今较为成熟的体系。《旅游学术研究十讲》凝结了这门课程的十次精华讲座，内容涉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国旅游地理学思想史和学者的代际传承、旅游可持续发展和规划中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政府、企业和社区）、城市旅游分析框架、国内旅游需求影响因素、中国主题公园发展等多个方面。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述，该书带领读者走进旅游研究背后的故事，不仅充分展现了旅游研究的魅力，更能让人深感旅游学者的立场和力量，让读者充分感受到“旅游研究并不遥远”。
　　《旅游学术研究十讲》适合从事旅游研究的专家学者、高校教师、研究生、本科生以及热爱旅游研究和思考的各界人士阅读参考。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四川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1998年，国际专家在规划中把熊猫定为四川的旅游形象，评审会上有国内专家讲，“我是四川的女婿，对四川很了解，熊猫不足以代表四川。”2012年，世界旅游组织在不丹给亚太地区旅游官员培训时，我与世界旅游组织规划专家组组长雷德（Ludwig G.Rieder）应邀去讲课。当我们聊到四川旅游规划时，他说，“当时压力很大，之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来评审一个规划。”当时四川请的这批中国专家，除了我是1997年刚从国外访学回来之外，其他人最多是出国开过会，几乎没有长时间在国外待过，所以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只站在国内旅游的角度，导致他们说话比较极端。实际上，过了这么多年，四川在国际旅游市场最重要的旅游形象就是熊猫，海外推广重点把熊猫推出去，其他的作为补充。外国旅游团到四川旅游多是奔着熊猫基地去，如果时间不够，他们就只去熊猫基地，其他地方都不去。这足以说明当时提炼的旅游形象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要理解，既然请世界旅游组织的专家做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那他们最熟悉的肯定是如何撬动国际市场，而不是国内市场。
　　另一个是海南省旅游总体规划。2001年，海南旅游总体规划最大的亮点是，国际专家把东部沿海海滩后面的湿地全部划成保护区，不允许开发。专家评审认为这一点提得特别好，由国际专家提出可能更能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但在评审完后，海南省有领导认为这个规划太保守，不符合他们要求的“开发”和“发展”的理念，所以这个规划被搁置了。如今，当初规划的保护区范围内的土地已经全被“卖”掉了。2013年，海南省委宣传部请我去做一个公开报告，在一个大概能容纳300多人的会场里，我问，“能批评海南吗？”主持人回，“可以批评，别太狠就行。”我说我主要是想讲个故事，想说明海南并不是没有规划，而是规划以后没被执行。世界旅游组织没有自己的专家、设计院或规划院，只是通过自身的平台把全世界的专家组织起来。凭借对全球规划公司和专家的了解，世界旅游组织会帮助地方招标，由具备相关条件的专家组成规划团队。四川省、云南省、吉林省、山东省、海南省和安徽省“两山一湖”的旅游发展规划都是在世界旅游组织主持下完成的。如果海南当时按照规划保护湿地，后来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在中国旅游地位提升的同时，旅游发展中显露出的深层次问题及其复杂性，让原本注重描述性研究的旅游地理学难以解决社会环境的新问题。这意味着什么？早期旅游研究的绝对主力是从事旅游地理研究的学者，但到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不进则退。为了继续保持领头羊地位（team leader），不能只是做资源调查类的专项课题，学者们需要重新审视旅游发展，深入开展研究，才能回答新问题。因此，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是旅游地理学界重拾对理论建构和知识贡献的重视。理论建构的方式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也更加注重研究的规范性。这一阶段的主力基本上是在80年代毕业的学者，他们直至今天还在发挥作用。虽然在创造性或学习新知识和新方法的能力方面，这批人可能已经比不上年轻一辈，但难能可贵的不是他们如今还能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而是他们一直在坚持并引领旅游学界向前发展。
　　这一阶段跨学科的研究增多，旅游地理学引入了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系统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工具。研究领域也得到很大拓展，出现了社区旅游、城市旅游、遗产旅游、事件旅游、会展旅游、旅游流等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在发表成果中，旅游资源开发和区域规划研究的占比下降。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山大学起了重要的作用；南京大学张捷老师的团队在旅游流方面做了很多高质量研究；安徽师范大学陆林老师的团队也做了很多工作，在《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发文数量最多的就是安徽师范大学。除了北京联合大学之外，在《旅游学刊》发文量最多的是中山大学。
　　中国旅游地理学界的规划和研究水平提高后，国际交流的方式与次数随之增加。自从我于1998年接任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后，两年举办一次国际会议，在我的任期内共办了八届国际会议，让很多没有机会出国的学者可以在国内与国外学者交流。有一届会议在西双版纳举办，组织了金三角考察路线，最终有四十几位国外专家参与，成为历届外国学者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
　　这一阶段在理论应用方面有所突破，侧重于应用理论对规划的指导。1997年，我回国后主持了广东省旅游发展规划；1999年起，我先后主持了桂林市、苏州市和黄山市的旅游发展规划，这三个城市是中国全部的旅游单列市。在主持这些最有名的旅游目的地规划时，我们发现了很多学术问题，比如桂林阳朔西街的“无为而治”（杨昀、保继刚，2016），即理性的消费者对本地经商行为产生规范和制约，这个研究问题是在规划过程当中发现的。同样，在苏州市的规划中也发现了旅游商业化的问题。
　　此外，这一阶段的旅游学科受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增强，对研究者的吸引力增大。1987年，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了第一个旅游地理的研究项目，当年仅此一个。1989年，我获得了第一个旅游地理的青年基金，那年也只资助了这一项。到1998年，共有14个相关基金项目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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