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还鼓励小同学们给他写信，在学校发通告，请同学们回答下列问题，“你情愿是吃的好些还是穿的好些？你在家里怕的人是哪个？（没有怕的就写没有），你现在物品最中意哪一件？倘使你现在有钱，你要买一件什么东西？你喜欢和谁谈话？你要问我什么，也请你写在下面”，②并请同学们把信放在学校邮筒里寄给他。可以想象，钱穆对于学生的普遍的关心，并力图拉近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的努力。
为了达到“课程生活化”的目标，钱穆首先拿“体操”与“唱歌”这两门课程做试验，其具体的操作方式在于“废去此两课”，而代之以每天上下午的体操与唱歌活动，全校师生同时参加。作为国文教师，作文课程成为钱穆实践课程生活化的舞台。
钱穆告诉学生，作文就像说话，如何说如何写，只把口中想说的如实写出来。比如，钱穆让学生以“今天的午饭”为题写小作文，并从习作中选出一句话，“今天午饭，吃红烧猪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就此启发学生，说话作文一定要有曲折，就如这“可惜咸了些”一句。又一次，钱穆讲了《技击余谈》中的一个故事，让学生听完故事后用自己的语言叙述一遍。故事中说“有五兄弟，大哥披挂上阵，二哥又披挂上阵，三哥亦披挂上阵，四哥还披挂上阵，五弟随之仍然披挂上阵”。学生们多是把口述内容直接写成文字，钱穆便指出虽然作文章应如说话一样自然，但行文应当简洁，便将林纾的原文“命此六人者赤足践过之。以次渐过，至第六郎，六郎不可”教给大家，以帮助大家认识冗余和简洁的区别。③
课程生活化还体现在把生活中的内容纳入学习中。也是在作文课上，钱穆将学生带到郊外的树林，大家围坐在树下，写下自己观察到的景物。写好之后，同学们首先陈述自己的作品，再集体讨论各自的描写。钱穆发现同学们在描写风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树林风声的特点，因为“松针很细，缝隙又多，风从松针之间穿过，发出来的声音自然和别处不同”。又一天下雨，钱穆便让学生在走廊观察雨水，问学生下的是什么雨，学生竞答说是黄梅雨，又问黄梅雨和其他雨水的不同之处，学生们也纷纷表达。顺着这些讨论，钱穆再让学生们写关于黄梅雨的小作文。①钱穆还让学生在课堂上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故事。听完之后，钱穆从中选择一个最动听的故事，或让学生径直下笔为文，或跟学生一起前往故事发生地点察看之后再写。每写一篇文章，钱穆都要跟学生一起讨论，直到其语言仿佛从自己胸中流淌而出，或者所写对象栩栩如在眼前。经过钱穆别出心裁的教导，学生不但不以作文为苦事，反而把作文当成是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乐事。像这样的作文课上了半年之后，学生们在写白话文章时，不仅能比较丰富地应用文字，“最短的不少于两百字，最多的能有七八百字”，也能基本做到文从字顺，条理明畅。②
钱穆的生活教育改革是不是直接受到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启发，这一点无从考证。钱穆的规章和生活一体化的目的，是使生活不仅是依据习惯，还要能依据理想，这样生活也才有意义，而课程与生活一体化是表达了钱穆对于知识来源的看法，是钱穆思考如何建立学问与人的深层联系的最初探索。
虽然这些教学经历颇有趣，也体现了“善师法，善变化，喜新知，勇创见”的为学为教的特点。③但是，从钱穆的回忆中得知，这一次的学校改革是了了结束。1922年秋天，钱穆离开后宅初级小学，离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发现除了士绅子弟会去外地继续升学读书，很多镇上小商人家的孩子在学业结束后，不会再继续读书，而是开始做些活计，因此感到有点儿失望，“念余在此教读，心力交瘁，积年读书工夫亦多放弃，而所得仅此”。④如何看待钱穆的失望？首先，钱穆没有充分意识到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基础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正是为从事普通劳动而读书深造机会不多的年青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技能和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人格修养，也就是说钱穆没有充分认识到其所从事的小学工作的价值。其次，钱穆没有充分理解生活和读书的关系。虽然钱穆的改革设想是促使学生的生活和课程规章能一体化，但何为“生活”？钱穆在这个时候的理解比较单薄，因为这些年轻人在学校外的做工劳动也是重要的生活。出现这个理解性偏误的原因，主要与钱穆个人爱好读书的强烈志向和其父母对于后辈寄托的读书希望有关。钱穆的父亲去世后，家境非常艰难，家中族人便为钱穆的哥哥找到在苏州和无锡商店做伙计的工作，钱穆的母亲坚决地婉拒，坚持要遵守钱穆父亲的遗嘱，培养钱穆兄弟读书。
不过，读书与生活的关系，这的确是一个中国教育现代发展过程中要处理的问题。1922年11月，国民政府颁布“新学制”，即“六三三”学制，同时拟定了七项教育发展原则：（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扬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重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注意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①从这七项教育标准来看，教育对象和内容的“平民化”与“实践性”是推动教育发展的着力点。1934年钱穆发表文章《学问与生活》，对读书与生活的关系进行了解读。在这篇文章中，钱穆针对中国社会动荡，年轻人很少有机会能完整地接受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提出学校需要教导关于人生的素养和指导，这样才能避免学生离开学校后进入一个各方面还待建设的社会生活，而把关于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摸索陷入混乱中的结局。实际上，钱穆写这篇文章的缘起是痛惜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孙以悌同学的自杀。因此，钱穆认为力求学问与人生的接近是教育的重点。这些思考为钱穆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通人”与“通学”积累了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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