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审美风尚史 序卷 腾龙起凤》：
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社会文化—思想发展的高潮、低潮特征，并没有妨碍和影响审美风尚依着自己的规则展开。这其实就是马克思讲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审美风尚（含艺术生产）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则，它的高峰可以在人类神话时期到来（良渚文化玉琮、红山文化玉龙），也可以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出现（北魏石刻）。综观整个审美文化史，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特征：远古和早期社会孕育出来的艺术，更具有审美性、自然、生动无比的魅力。（我们只要看看唐代的大气象，宋代的精致，明代早期和最后的辉煌就可以知道了）中国玉器史、中国陶瓷史、中国诗歌史、中国绘画史都表明：明末以后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生产，均已走向衰弱。那种质朴的美被雕琢所替代，自然的闪光被人工的装饰所遮蔽。（乾隆朝的瓷器生产已达到了装饰的顶峰）社会发展的天真可爱逐步消逝，审美风尚的艺术性高潮一去不复返了。
由此可见，华夏审美风尚的稳定性特征（以及它走向艺术高峰的历史趋势）是另有规则可循的。它并不一定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它的艺术性被更深层的东西所决定。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即使是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玉琮，今天的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无法企及的。
在论及这个历史现象的时候，目前最有效的解释仍是马克思提供的。
马克思把艺术（审美性的文化）看作是与人相关，与人的感性解放和心灵自由相关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在古代，尽管处在那样狭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毕竟还是把人当作生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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