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者
出于几点原因，巴特总是对历史颇感兴趣。首先，历史起到与自然相反的作用。文化竭力装作是人类状况和实践的自然特征，但实际上这些特征具有历史性，它们是历史力量和利益作用下的结果。巴特写道：“历史遭到否认的时刻，恰恰是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写作的零度》，第9／2页）。历史研究能够说明各种文化实践形成的时间和方式，从而消除该文化意识形态的神秘性，并且揭露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伪装。
其次，因为其他时代能够带给我们陌生感，并且帮助我们理解当前时代，所以巴特看重历史。在《文艺批评文集》中写到17世纪的伦理学家拉布吕耶尔时，巴特提出，我们应当“重点关注将他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分隔开来的距离，以及这种距离教给我们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此想做的事：让我们一起来讨论拉布吕耶尔作品中与我们关系很少甚至无关的内容。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当代意义”（第223／223页）。我们觉得历史有趣、有价值，恰恰是因为历史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第三，历史有用，因为它能提供一个帮助我们理解当前时代的故事。这就是巴特在他最早的批评作品《写作的零度》中所寻求的目标。他勾勒出一段写作的历史（关于文学观念和秩序的历史），以帮助我们定位并且评价当代文学。当时最伟大的文学知识分子让一保罗·萨特在1948年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小册子《何为文学？》，他用一段浓缩的历史回答了标题中提出的问题。他认为当代文学为了实现它的承诺，应当摆脱唯美主义和语言游戏，转向社会和政治问题。对此，巴特写了一段很有趣的回应（虽然他没有提及萨特的名字），他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并以此对当代文学做出了不同评价。
在萨特鲜活、有力的描述中，18世纪晚期的法国作家最后才确立了自己恰当而实际的地位，因为他们在一群强大的听众面前说出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进步看法，这一看法同时也是他们整个阶级的共同立场。但自1848年之后，随着资产阶级发展出一套意识形态来保护并支持他们新近获得的统治地位，作家们——简单地说——要么屈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要么对此加以谴责，并且选择了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自我放逐。从此，政治上最“先进”的文学变成了一种没有合适听众的边缘化行为。福楼拜和马拉美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无政治倾向”的文学，而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者选择了一种在萨特看来是徒劳的和理论化的否定行为，回避了严肃的现实世界。
萨特认为，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抵抗运动期间感受到了强烈的“历史性”，因此他们明白政治倾向的重要性，并且让文学回归“它的本质，即一种选择立场的行为”。“作为作家，我们的任务是表征世界，并且为它作证。”在萨特看来，诗歌或许能玩弄语言游戏，或者进行语言实验，但散文才是存使用语言：命名、描沭、榻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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