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形态学—人民文库（第二辑）（文化）》：
2.小说的现在
从近代传奇故事中脱胎而来的小说艺术，自从在18世纪随着现实主义艺术的历史性崛起而崭露头角，并且最终于19世纪取诗歌和戏剧而代之，开始占据文学家族的第一把交椅以来，迄今已走过了一段光辉灿烂、充满荣誉的历程，当然，世纪之隔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当代小说在形态上不仅同它的传奇类同辈大相径庭，而且即使同曾经为小说艺术的全面兴盛立下过汗马功劳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相比，也已显得面目全非。因此，如何把握这种变化就成了一个问题。
谈到当代小说整体格局的这种变化，人们首先会着眼于作品的结构方面，习惯于用“故事瓦解、情节淡化”来加以概括。但事实上，“情节淡化”一说固然能够成立，“故事瓦解”却似是而非。伊恩·里德说得好：“正如最简单的无情节的素描，由于极少描写人类活动和人类动机，而不被看作真正的短篇小说一样，纯轶事也不应被视作小说，因为它只描写一些支离破碎的事件。”他的结论是：“只有轶事扩大成故事时才趋向于短篇小说。”①里德的这番话之所以不容置辩，是因为小说不仅仅是对生活的一种反映，而且是对人的命运的展示。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些散乱的事件，而且这些事件的“连贯性”才能构成为小说的反映对象，因为只有在这种具有连贯性的事件序列中，才能存在人的命运感。由于这种连贯性就其性质而言总是包含着一种因果关系（否则就无“连贯”可言），因此，所谓“故事”也就是这样一种现象，它虽然以一系列事件为细胞（这些事件本身又常常以各类人生碎片为“分子结构”），但并不等于“事件”。“只有当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事件联系起来，而且其中至少有两个是发生在不同时间，且有因果联系时，才有故事的存在”②。可见，因果性与故事同在。这个结论又同福斯特当年所作的关于“情节”的规定并无差异。按照福氏的见解，情节由具有因果关联的时间上有连续性的事件构成，而故事则仅仅表现为一种时序的连贯。但事实上，事件之间在时序上的历时态串接常常能在一定意义上包含有因果链的关联。导致人们发生误解的症结便在这里：由于因果性一仆二主地与故事和情节同时具有密切的关系，使得人们很容易将情节在现代小说中的萎缩，错当成故事的全面撤退。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区别在于对因果关系的具体表现上。正如故事是事件的一种特定存在，情节乃是故事组织事件的具体格局，因而情节性同因果性成正比。这意味着小说家虽然有可能在情节的浓与淡方面各取所好，但决不可以在故事是否出场的问题上随心所欲。强烈的曲折的情节无疑是小说家养精蓄锐的避风港，但并不是说除此之外小说就不再具有在艺术领域内攻城略地的有效武器。对“叙述性”的强化便是这个武库中一种具有强力杀伤作用的手段。事实早已证明，“文学叙述可以让事件并不连贯但同时又可以保持读者对‘故事’的兴趣。小说可以是支离破碎的然而却同样可以是令人信服的，正如一场离奇的梦”①。所以，故事与小说同在，小说的这一发生学胎记无疑具有发展论意义。表现在当代小说创作现状上，便是围绕着故事而讲求标新立异和别开生面．而这种求新求异的趋向并不危及故事的生存权利。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故事内容由“奇”到“凡”。由于近代小说脱胎于在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传奇故事，因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题材上求奇避凡乃是近代小说普遍具有的一种倾向。“奇”曾在浪漫主义小说中独占鳌头。以夏多布里昂的两部中篇小说《阿达拉》和《勒奈》为例。前者曾使作者因之而一举成名，在当时的法国文坛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这部小说以居住于北美原野神秘森林中的印第安人的蛮荒生活为背景，述说了一对印第安青年的生死恋。后者虽然以白人生活为题材，但主人公勒奈与其胞妹阿美莉之间的异常之爱同样使“我们看到一个奇特的人物遭到的奇特的命运”①。这种奇特性被夏氏的后继者们雨果、梅里美等人发扬光大，但在打着“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反映生活”旗帜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儿遭到摒弃。当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信中表示，他的小说“不要英雄也不要妖怪”；当契诃夫在给列依金的信里同样写道：“我会写普通的爱情和家庭生活，不要天使和坏蛋，不要律师和女魔鬼”；当列·托尔斯泰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提出：“质朴——这是巨大而难以达到的优美境界”时，一种从传“奇”到述“凡”的变革便在小说领域拉开了帷幕。但它的重头戏却是在现代主义小说出场后才开演的。因为即使在像福楼拜和契诃夫这样几位被现代作家引为知己奉为先辈的作家的作品中，毕竟还存在着诸如“爱情的慧剧”和“人生的不幸”这样的主题。而在萨特的《恶心》和加缪的《鼠疫》等作品里，连“爱情”本身都成了奢侈品，人生无所谓幸与不幸。而当小说中不仅消失了天使和坏蛋，而且连凡夫俗子的形象都已不复存在，只剩下“墙上的斑点”（伍尔芙）和“茶壶”（格里耶）时，生活的平淡无味显然已逼近艺术上的临界点。
其次是故事线索由“繁”到“简”。在传统小说中，故事的多层次和多维度并非侦探、武侠和公案小说的专利，而几乎为所有长篇小说所共享，随之而来的，是登场人物层出不穷，形象众多。以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为例，在他完成的91部长中短篇作品里，出场人物多达2400余个。但被安德烈·莫洛亚称为“像巴尔扎克的著作一样规模宏大”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重现的时光》里，虽然在篇幅上包括7部巨作，累计达十五卷三百多万言，但全书的主人公只有二位“马赛尔”，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由追忆主人公过去的生活经历展开，着重表现马赛尔的心理感受，虽然整部书穿插有一系列其他故事，但总体上讲只有一个，即马赛尔从童年、少年、青年到成年的生命历程。另一部同样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嚣与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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