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气候变化健康风险应对的基本概念
本章对关键概念进行理论界定与概念辨析，包括“风险与不确定性”“减缓与适应策略”“气候变化脆弱性与适应性”“干预、策略与政策”等。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中文简称世卫组织）的报告《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健康适应》（Strengthening Health Resilience to Climate Change ）提出的卫生健康部门的健康适应框架，并将此框架作为后续典型案例分析与比较的基本分析框架。
1.1 风险与不确定性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将风险定义为：自然或人为危害与脆弱性（易损性）状况之间相互作用，而导致一种有害的结果或预期损失。风险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发展的连续体。气候问题专家Downing 教授在《气候、变化与风险》（Climate， Change and Risk ）中指出，风险是某种具有潜在损害性现象发生的可能性，或表现为某种威胁事件，代表了可能损害的预期（Downing et al.，1999）。致灾因子本身并非风险的唯一驱动因素，风险取决于致灾因子危险性与承载体暴露程度、脆弱性的相互作用（齐庆华等，2019）。致灾因子的危险性是指将来可能发生、可能会对暴露因素产生不利影响的自然或人为诱发事件的可能性及潜在损失程度。致灾因子包括可能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生态系统及环境资源破坏、社会系统混乱的环境变异因子（Barros et al.，2012）；暴露程度是指自然和社会系统中承灾体受到致灾因子不利影响的范围或数量，包括人类个体维持生活的必要条件，如食物、住所和资产等受到影响的损失程度。暴露程度是风险存在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暴露程度不一定会*终产生风险，但是风险的存在一定是需要人群或系统在致灾因子下暴露。脆弱性是指系统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程度，以及缺少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能力（McCarthy et al.，2001）。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专门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风险进行了概念界定，认为风险可以定义为“在考虑到系统的价值观和目标多样性的情况下，对人类或生态系统造成的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风险可能来自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及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应对。相关的不利后果包括生命、生活、健康和福祉、经济、社会和文化资产及投资、基础设施、服务（包括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和物种的不利后果（Reisinger et al.，2020）。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风险源自与气候有关的危害，与受到影响的人群或系统的暴露程度及其脆弱性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危害、暴露程度和脆弱性在发生的程度和可能性方面都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且由于社会经济变化和人类决策，每种危害、暴露程度和脆弱性都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动态变化（Reisinger et al.，2020）。例如，生活在一个洪水泛滥区，当有足够的措施改善住宿结构和个人行为，居住在其中的人们的脆弱性会减小，风险就会相应减小。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风险源自此类应对措施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的可能性，或与其他社会目标（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在权衡或负面影响。例如，风险可能来自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包括气候政策的执行、结果与有效性，与气候有关的投资、技术开发、应用，以及制度变迁等不确定性（Reisinger et al.，2020）。
不确定性与确定性是相对的概念，指某一事件、活动在未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其发生状况、时间及其结果的可能性或概率是未知的（Moynihan，2008）。不确定性是一个不可度量的概率结果，在IPCC（2014 ）第五次评估报告中，不确定性是指某一变量（如未来气候系统的状态）的未知程度。《ISO 31000—2009 风险管理原则与实施指南》中认为风险是“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不确定性是“与事件和其后果或可能性的理解或知识相关的信息的缺陷或不完整”（ISO，2009）。但是不确定性不是无限扩张的，可以通过概算风险发生的概率、了解风险事件发生时的后果或解决方法、分析风险驱动因素等方式一定程度上缩小不确定性。
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根本区别在于，决策者能否预测事件的发生及*终结果的概率分布。不确定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来自对已知或可知事物的数据信息占有的不完整或不完善，甚至数据缺失；另一类由于认知能力所造成的，即在复杂多变的各种系统中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因此，实践中某一事件处于风险状态还是不确定状态并不是完全由事件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和所拥有的信息量，随着决策者认知能力的提高，不确定决策也可能转为风险决策。但是鉴于在实践中区分这两种状态的难度和两种状态转换的可能性，本书并不严格区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差异。表1.1 总结了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差异。
1.2 气候变化的健康风险
气候变化已经对全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不加以适当的减缓与适应的政策干预，将给人类健康带来灾难性的后果。IPCC 在第四次评估报告中认为目前气候变化导致了全球性的疾病和过早死亡（Parry et al.，2007）。近年来，随着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等问题愈演愈烈，应对气候变化的健康适应政策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根据IPCC 2021 年的报告预测，到2100 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1.8～4.0℃（Masson-Delmotte et al.，2021），据WHO 估计，1970～2004 年间轻微变暖已造成每年超过14 万例额外死亡（仅考虑部分可能造成的健康影响），WHO 认为全球变暖已经威胁到全人类的健康福祉（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9）。针对这种情况，1997 年12 月，《京都议定书》经过议定，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从而防止剧烈的气候变化对人类造成伤害”；而2015 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了“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 以内”的目标；然而目前形势并不乐观，2018 年10 月，IPCC 发布了《IPCC 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指出当下全球气温已经较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1℃，如果按照目前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计算，*早将在2030 年达到1.5℃关口，IPCC 呼吁各国应积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暖。另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将气候行动作为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极为重要的目标，呼吁加强各国抵御和面对关系全人类生存的气候问题。
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大小取决于其带来的风险程度。Tol 等（2004）提出，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害由两部分组成，剩余损害（residual damage）和剩余损害风险（risk of residual damage）。其中剩余损害的发生具有必然性，但剩余损害的大小不是确定的，而是由剩余损害风险的大小决定。借助风险的理论构成，我们可以认为气候变化背景下人群健康风险取决于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变异因子危险性与人群脆弱性的综合作用。图1.1 体现了气候变化作用下人群健康风险形成机理（Field et al.，2012）。
图1.1 说明了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中的暴露程度和脆弱性如何决定健康风险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下健康风险的影响组成。根据脆弱性的定义，针对目前正在发生和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危险事件如高温热浪、洪涝、飓风等，可以通过不同的暴露程度、敏感性和适应特征识别脆弱人群，对人群脆弱性进行评估，定位脆弱性区域，找到影响脆弱性大小的因子，并*终根据健康风险的大小提出针对性的适应性方案，其中包括社会发展对温室气体排放和人为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减少人为气候变化的影响等，提高人群适应和应对健康风险的能力。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的健康风险是指自然和人为干扰活动所形成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所造成的可能损害和损害程度。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严重的健康问题来源之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以气候变暖为特点的气候变化已不可避免，未来气候变化导致的健康事件将持续增加，人群健康将受到严重威胁。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成为各国政府、科学家和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
1.3 极端气候事件健康风险
对于“极端”没有精确的定义，但是对于“极端”的判断有两个维度：基于阈值（threshold-based）和基于概率（probability-based）。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维度不是绝对的，阈值判断要基于当地的实际情况考量，低概率事件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也不一定有极端的影响。2014 年IPCC 报告将极端气候事件（climate extreme events ）定义为“天气或气候的测量变量的观测值高于（或低于）某个特定值，接近该变量观测范围的上限（或下限）”。极端气候事件包括极端天气和气候变量（气温、降水、风等）、特殊气候或天气系统（季风、厄尔尼诺现象、气旋等）、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干旱、洪水、海平面升降、海岸线变化、沙尘暴等）。极端气候事件不仅会导致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还会破坏医疗体系，以及水、食物和居住场所等生命必需品和生活基础设施，影响居民身心健康（刘起勇，2015）。
台风对人群健康有较大影响，除了本身的狂风暴雨会带来人员伤亡，损坏基础设施、住房等间接影响城市卫生系统，还会导致死亡率、传染病发病率提高，慢性病恶化等（荀换苗等，2014）。此外，受灾害带来的心理创伤也不可忽视，并且受到经济条件、社会资源等条件的约束，不同群体的心理伤害程度不同（Bourque et al.，2006）。
极端高温会造成人员伤亡。发达国家由于受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等社会特征影响，对高温热浪更加敏感（Hennessy et al.，2007）。McMichael 等（2008 ）研究表明中低收入的国家死亡率与日气温有关；热带城市比如泰国曼谷、印度德里、巴西萨尔瓦多等，高温日的死亡率都很高。
洪水的危害更加频繁和显而易见。包括漫堤、暴洪、城市内涝在内的多种类的洪涝灾害，除了造成人员伤亡之外，如果灾后卫生应急行动处理不当，容易引起肠道传染病（腹泻等）、皮肤传染病、营养不良、慢性病加重、自杀率升高等问题。有实证表明，1998 年孟加拉国居民的腹泻发生率增加与当年发生的洪水有关，而较低层社会群体和不使用自来水群体患腹泻的风险更高（Hashizume et al.， 2008）。另外，洪水可能通过改变病媒（蚊子等）的孳生地，导致传染病地区的转移。比如，1991 年哥斯达黎加大西洋地区洪水过后由于居民居住地的变化，疟疾的暴发地也相应发生变化（Sáenz et al.，1995）。
干旱，则通过影响农业生产对粮食安全和水安全造成严重威胁（MacDonald， 2010）。根据地区条件的差异，干旱可能增加或减少疟疾等蚊媒传染病的流行（Githeko et al.，2000），值得注意的是，有实证表明脑膜炎与干旱有一定的关系（Molesworth et al.，2003）。此外，干旱使得森林火灾发生概率增加，导致碳排放增加（Costa et al.，2010）。森林火灾带来的直接影响包括人员烧伤和吸入烟雾，潜在影响包括植被损失、土壤焦化造成的山体滑坡风险增加（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3）。综上所述，表1.2 列出了一些极端气候事件的健康影响（Ebi，2011）。
1.4 减缓与适应策略
减缓（mitigation）的主要措施，即为减排，《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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