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之问》：
其实，这种说法是很片面的。
我们稍加研究就会发现，中医的指导思想不仅是道家学说，还有儒家学说，甚至还有法家学说、墨家学说和纵横家学说，而且它还为之后佛教思想的进入预留了充分的空间。
所以，汉唐之后，特别是唐朝之后，佛教思想进入中医领域，并成为中医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以上认识可以参见我的拙作《混沌与觉悟：中医入门零到玖》。
纵观中医药学发展史，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的出现，还是东汉时期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出现，乃至唐宋金元时期各种流派的争奇斗艳，明清时期温病学派的脱颖而出，这些进步虽然受到外在压力的影响，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医药学的内在动力，在于中医药学自身的改革和创新，也在于中医药学与外界的不断交流。中医药学在每一次交流中都是主动的、积极的，而非被动的、消极的。
我举几个中外医药交流的例子：
第一，我们来看一看中朝医药之间的交流。早在唐代，《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中医典籍就已经传入朝鲜。而朝鲜的许多医学知识，包括一些朝鲜特有的药物，也传入中国。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记载了许多朝鲜的药物，比如五味子、昆布、芜荑等。唐代的《新修本草》、五代的《海药本草》等典籍中也记载了从朝鲜传入的白附子、延胡索和高丽人参等药物。
第二，我们来看一看中越医药的交流。唐代沈俭期、刘禹锡这些诗人都兼通医药，在这个时期，中国医生申光逊曾经用胡椒、干姜等药物治愈越南人的头痛症。而早在汉代，越南的薏苡仁已经输入中国，到唐代越南又输入了沉香等芳香药物和许多香料。
第三，我们再来看一看中阿医药的交流。公元一世纪，中国的炼丹术已经传入阿拉伯各地，并经过阿拉伯传到西方各国，对世界制药化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阿维森纳（Avicenna）在《医典》中记载了中国脉学在公元十世纪传入阿拉伯的情况。中国汉代的麻醉法也传入了阿拉伯医学界。阿维森纳在《医典》中记载了很多中国药物。而阿拉伯的许多药物，如乳香、没药、血竭、木香、胡卢巴等，也开始传入中国。
第四，我们再来看看中印医药的交流。唐朝的僧人义净在印度居住了20多年，经常为印度人诊疗疾病，传播中医药。中医输入印度的药物品种比较多，诸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等，而印度医学随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不仅在思想上影响了中医，而且和中国传统的道教、儒教融为一体，成为影响中医的几大哲学思想之一。同时，唐朝的僧人玄奘也把大量印度医学书籍和经验带人了中国。
第五，中日之间的医学交流更加源远流长，而且非常频繁。自秦汉以来，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到现在，中日之间的医学交流也从未间断。中医药对日本医药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同时中医药也从日本汲取了有益的养分。
除这五点外，我还要特别提到，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东汉时班超再次出使西域（公元73年），这次出使恢复了东西的交通，重启了沟通世界文明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东晋著名的僧人法显、唐代著名的玄奘法师也先后到了印度、阿富汗、尼泊尔等国，促进了中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往来，也促进了中外医药的进一步交流。
1840年以来，中医药学虽面临诸多困境却不仅没有消亡，反而罹难弥坚、历久弥新。中医药学甚至还主动地向西医学习，主动地寻求中西结合的正确道路，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由中医药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所决定的，这是由中医药学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也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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