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个美国青年初到上海
七十年前（1940年3月3日），我和我的丈夫马海德（乔治·海德姆，美国人），在延安的机关合作社举行了我们的婚礼。婚后，他称呼我"妹子"，我称呼他"马"。
彼此这一叫，就是一辈子。
我的丈夫马海德，原名叫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1910年9月26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一个炼钢工人家庭。
1933年秋天，我丈夫刚刚在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后，就和他的两个美国同学，带着简单的行装，心中满怀着对古老神秘中国的猎奇心情从地中海乘船来到他们向往的中国，进行热带病的考察。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海上颠簸，又经苏伊士、科伦坡和香港等数个港口稍作停泊之后，他们三个美国青年，终于踏上了上海的土地。那一年我的丈夫只有二十三岁。
马曾对我回忆说："那时候我们真年轻呀，长时间的海上颠簸，也不觉得累。船一靠岸，我们三个人安排好住处，就迫不及待地跑到了上海市区最繁华的南京路上，看看传说中的'冒险家的乐园'是啥样。天色已晚，街道上有很多霓虹灯，看上去很热闹，一路上我们都很兴奋……"
三个美国小伙子，兴致勃勃地走在上海的街市上。路灯下，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脸紧紧地贴在孩子的脸上，温情脉脉地哄着孩子。看到这一幕，我丈夫的好朋友克士便对马说："中国女人那么热爱自己的孩子，一定会是非常好的妻子。"马也赞同地说："是的，我想她们应该都是--"那时，他们对旧上海的第一印象，完全被这个母亲和孩子占领了。
我的丈夫和克士、雷文森三人，先后分别在上海广慈医院、路加医院找到了工作。广慈医院和路加医院都是慈善性质的医院，来这种医院就诊的大都是穷人。一般来说，诊疗费用不高，医生的待遇也不是很好。马他们几个人，基本属于志愿者，收入当然更低。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上海医学院，给四五年级的学生上临床课。
在上海时间长了，马才渐渐看出，旧中国其实是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到处是战乱、饥荒、瘟疫……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正处于饥寒交迫的境遇之中，上海滩也并不是什么"乐园"。
三十年代，能到医院就诊的那些穷人，平时连温饱都很难解决，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直到病得不可救药了，才东借西凑地带点儿钱来医院看看病。可由于他们中很多人入院太迟，延误了治疗。尽管这三个美国医学博士，都有很高的医术，却也无回天之力。
有一天晚上，正赶上我丈夫值班，有几个人抬着一个工人模样的患者，急匆匆地冲进诊室，说病人肚子疼了两天了，吃了点止疼药也不见好，体温越来越高。马检查后确诊是阑尾炎，由于溃烂，腹腔到处是脓水，幸亏他及时地给病人做了手术。
从手术室出来， 他的心情很沉重，无奈地就对克士和雷文森说："今天这个病人送来得太晚了，就是因为没有钱治病给耽误了。这个社会真叫人受不了，一个简单的阑尾炎也可能死人。如果有钱，早入院半天，也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呀！"
克士和雷文森也说："再这样干下去真没有意思。"
不久，这三个刚到上海的年轻人，便各自辞了职，在上海九江路租下一所房子，合伙开了一家诊所。这家诊所看病收费很低，他们几个人希望可以面向普通市民。但穷人们整日为生活奔波劳碌，连肚子都喂不饱，哪还顾得上治病啊？
望着眼前这个冷清的诊所，这三个美国洋博士，有点傻眼了。他们本打算在中国工作一年再回美国，这时却不免都有些心灰意冷。1934年初，克士的未婚妻（一个美国大资本家的女儿）从美国来信，催克士回去结婚，克士便先行回国了。
克士回美国后，我丈夫和雷文森支撑着这个诊所。1934的夏天，上海一位著名的皮肤病专家，要休假三个星期，邀请马暂时接替他的工作。对此马有些犹豫，他担心代班期间挣的钱，不够维持他和雷文森以及诊所的开支。见马踌躇，那位皮肤病专家便简略地介绍了他的收入："我们有一百名外国妓女登记在册，她们定期来医院做检查、就诊，直到我们给她们签字证明她们已经恢复健康为止；另外在册的还有二百多名中国妓女，也要取得我们的签字，她们才能停止治疗。与此同时，我们还同荷兰的海上航线订有合同，为他们的船长、大副定期检查治疗。再有，我们和上海警察局也订有合同。如果这些还不够，还有三百美元一次的堕胎手术。环球航线上都有我们医院的名字，不会没有收入的。"马和雷文森商量后，勉强同意：暂时接替那个皮肤病专家工作。
替班的三周里，马几乎每天都要给很多中、外妓女做定期检查。为了早日取得已恢复健康的签证，继续谋生，妓女中有很多人向医生行贿，甚至公开诱惑，向医生卖弄风情。这让马觉得她们这些人既可悲又可怜，还有些可恨。
在此期间，雷文森独自支撑着他们的诊所。有一天，马出门后，诊所里来了一个穿着讲究、绅士模样的中国人。此人进门就用英语对雷文森说："你好，我给你们诊所提个建议。"雷文森很有礼貌地回答道："非常欢迎。"来人说："我看你这位医生年轻有为，每天坐在这里，生意却很萧条，想助你一臂之力。"雷文森试探地说："谢谢，但不知道你想怎样帮助我？"来人打量了一下这个诊所的四周，轻声说："我有几包地地道道的海洛因，你可以把它剥开，作为药剂处方开给病人。"雷文森惊讶地说："那不是贩毒吗？"来人嘘了一声，接着说："这里是上海的公共租界，你是美国人，享受治外法权，谁也不敢碰你一碰，干好了，你很快就可以发大财。"雷文森毫不客气地拒绝说："不，我是医生，是救人危亡的，不能贩毒，置人于死地。"那位绅士模样的人苦笑了一下，点头说了声"再会"，就退出去了。
晚上，马回到诊所，雷文森将白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马感觉很不好，他很厌恶地对雷文森说道："我们的处境真是糟透了。"雷文森说："乔治，亲爱的，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们回美国吧！"马想了想说："巴布（雷文森的爱称），一年来，我深深感到这个国家的社会弊病要比人的疾病严重得多。你看那些在政府当官的，搜刮人民财富，个个脑满肠肥，花天酒地；工厂老板剥削工人大发横财，吃喝嫖赌，纸醉金迷。只有穷苦百姓拼命地卖苦力，还养不起一家老小。我们是医生，只能给他们治身体的疾病，这种社会弊病我们确实是治不了的。你要是待不下去，想回美国，我真心地支持你，想什么时候走，我送你。"
雷文森睁大眼睛问："乔治，你送我？难道你不走吗？"马回答他说："是的，我暂时不想走，我还想再看看这个社会将怎样发展下去。看看这些不堪忍受的现象，能在这个国家维持多久。"雷文森深知马决定的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知道劝不动他，就不再和他争了。
2 路易·艾黎与马海德
雷文森回国后，马独自在上海九江路继续开着诊所。他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很孤独，为了打发时间，我丈夫开始把自己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霞飞路（今淮海路）上一家德国人开的书店里。他几乎每天都按时来这家书店看书，一直看到书店关门前，才把书合上放回原处，默默地转身离开，然后，第二天再来接着看。
书店的主人叫艾琳·魏德迈，是荷兰籍人，店里还有个伙计叫派尔，是美国人。他们注意到了常来看书的马，便主动和马攀谈起来。由于彼此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很快就熟悉起来了，时间一长，他们也会一块儿谈论一些对当时中国的看法……
美国著名女作家艾格丽丝·史沫特莱、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进步的外国人士也都经常到这个书店来。魏德迈把马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并介绍马认识了史沫特莱。虽然马之前并没有读过史沫特莱的文章，但在接触中，他很快就觉得史沫特莱这位年长自己十来岁的女作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远比自己深入得多。史沫特莱对马说："要想帮助中国人民医治社会弊病，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她还告诉马，在上海有几个进步的外国人，每周都举行一次聚会，希望他也能来参加。
1934年，我丈夫应邀出席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寓所举办的小型"帕蒂"。"帕蒂"上，在书店工作的美国伙计派尔的介绍下，马认识了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引导马海德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人物，路易·艾黎和马海德从此成为肝胆相照的终生朋友）。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他身材魁梧，两眼炯炯有神。第一次见面，他优雅的谈吐和爽朗的性格，以及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都给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马和路易·艾黎交往日益频繁，路易·艾黎知识渊博，还会讲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故事，这使马在不知不觉中，加深了对中国被压迫人民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路易·艾黎有时周末还会带马去农村，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普通农民，了解到农民的疾苦。
有一天，马又一次向路易·艾黎谈起了自己因为见到中国社会中种种不公平现象，而倍感苦闷时说："为何中国人民的生活会有如此多的苦难？"
路易·艾黎认真地听完马的话，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反而问马："你作为皮肤病专家，是否懂得铬性皮炎。""是一种镀铬工人的职业病吧？"马表示自己懂得不多，但愿意研究研究。路易·艾黎说："我想介绍你到一些工厂去看看，或许对你刚才提出的问题会有帮助。"
路易·艾黎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厂督查处工作。利用这个身份，他先后为马联系了十几家工厂，让马有机会去深入了解上海普通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调查工人的职业病和营养不良的状况。这一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使马开始陷入了沉痛的思考中。
马后来跟我说："当我看到工厂中那些因长期营养不良而面黄肌瘦的童工们，最大的不过十四五岁，小的也就八九岁，每天要在呼吸着含有大量铬毒的空气里，工作十几个小时，到头来仍是吃不饱穿不暖时；当看到缫丝厂的童工们，为了从翻滚在开水中的蚕茧里抽出丝来，许多人的手都被开水烫烂了，有的甚至露出了骨头时，当时我都被震惊了。"
路易·艾黎告诉他:"你看到的这一切，本质上就叫剥削，一个人要找到解决剥削的办法，就必须找到隐藏在这些表面现象后面的根本原因。"
马当时很是同情中国人民，他用研究医学的热情来研究考察中国的社会问题。调研后他写了一篇名为《铬中毒在电镀工业里的情况》的报告。通过这一系列调研，马真切地感到，要想治好中国的病，就得给这个国家的政权动大手术，彻底改变旧的社会制度。这也是路易·艾黎给他上的第一堂革命课。
不久，路易·艾黎吸收马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是在宋庆龄的直接关怀下，由在上海的几位外国朋友组织起来的，这是中国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参加的成员有：德国籍的政治经济学作家海因茨﹒希普和他的妻子特鲁德·罗森堡﹑美国革命女作家艾格丽丝·史沫特莱﹑电器工程师亚历山大·坎普霖﹑奥地利籍进步女青年鲁思·魏思﹑左翼时代精神书店荷兰籍经理艾琳·魏德迈﹑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的塔利撒·格洛克﹑陆慕德﹑利尔·哈斯﹑中国女干事邓裕志以及麦伦中学的教师曹亮等，艾黎当选为学习小组组长，希普被选为学习小组的指导员。
马后来对我回忆说："其实早在我上大学时，就曾听说过马克思主义。不过那时我并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因为我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很深奥，很神秘的理论。"
马开始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是在这里，马从路易·艾黎口中头一次得知，中国有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红色根据地"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在那里聚集着中国无数先进分子，他们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
路易·艾黎还曾把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带到现在的虹桥机场一带﹙三十年代那里是国民党处决"政治犯"的地方﹚，看处决"政治犯"，大家目睹着：一批年轻人，在国民党荷枪实弹地监押下，高呼着口号，从他们面前经过，从容地走向刑场。
路易·艾黎常说："干革命就是要置生死于度外。"而对于一个生活在公共租界里的外国人，国民党一般不会轻易找麻烦。路易·艾黎利用自己上海工部局督察的身份，先后为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诸如运送枪支弹药这样的工作。他寓所的楼上藏着一个秘密电台，是上海地下党专门用来与"红色根据地"总部联络的。有一次发报时，这个秘密电台发出的信号，被国民党相关部门跟踪了，多亏闯进来搜查的人，误认为信号是他家那个大冰箱漏电所产生的，才使得路易·艾黎等人逃过一劫。
在路易·艾黎的帮助下，马进步很快。就在这时，马收到了一封同学凯泽从美国寄来的信。信中凯泽关切地询问他何时回国？马给他回了一封信，斩钉截铁地把自己的想法﹑观点一股脑儿地告诉了他。
在这封信中，马写道："我家里也来信催我回国开诊所，说行医能挣大钱，可我是不会那样做的。家人知道后很生气，已经不再和我通信了，这样也好，我感到自由了，还少了后顾之忧。我现在很关心中国问题和中国的革命事业，我对人生和世界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不打算回国了，我想留在中国。"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