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在信中赞誉说吃了施蛰存赠送并依照“来示所指”的烹饪的鲈鱼后，不仅他自己觉得的确是“佳味”，连徐调孚和郑振铎也同样地觉得是“佳味”。细读这信的前半部分可知，施蛰存并不是从他供职的松江亲自带来若干鲈鱼到上海分送给叶圣陶、徐调孚和郑振铎的，而是托到沪办事的人顺便捎带的。“来示”就是托人捎带鲈鱼时写的一个便条，很可能带来的鲈鱼和“来示”都直接让送到商务印书馆叶圣陶手中，再由叶圣陶将其一分为三，并口头或书面把“来示”中提供的烹饪方法逐一转达至徐调孚和郑振铎。
从书信后半所录的刚写就的“一绝”中得知，施蛰存“来示所指”的烹饪方法即用送来的鲈鱼熬制汤羹，就是叶圣陶诗词中的“羹汤”。叶圣陶“前在松江”吃过的一回鲈鱼是“红烧，加蒜”，于是出现了吃其他一般鱼的“寻常”味道。这回按照松江人施蛰存提供的冬天吃松江鲈鱼的“羹汤”做法，叶圣陶、徐调孚和郑振铎们才终于尝到了鲈鱼的“佳味”。
施蛰存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结束了他的大学生活，他回到父亲迁出杭州后的居住地松江，担任县立中学语文教员，同时教学之余全力投入有既定目标的文学创作，集中精力写了一批面目全新的小说作品。叶圣陶“一绝”末句中提及的《上元灯》，就是施蛰存一本小说集的书名，一九二九年八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这时的施蛰存刚二十五六岁，比叶圣陶等要小近十岁，这个年龄差距，可以说是师生，也可以说是友人。我看施蛰存把叶圣陶、徐调孚和郑振铎是当作师辈朋友的，他从江苏松江托人把鲈鱼带往上海送给叶圣陶们，既是尊师的举动，也是友谊的象征。叶圣陶的回信，称年幼自己近十岁的施蛰存为“先生”，这里是尊重学生辈的一个称谓；书信末尾署名前是“弟”，就属于朋友之间的亲热了。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晚一辈的施蛰存与叶圣陶、徐调孚和郑振铎都是痴迷于文学工作的人，而且当时都已名声远扬或势头正健，即便徐调孚当时也是著名的文学编辑和语文工作者。
可以大胆地想象一下，叶圣陶既然在给施蛰存的信中提及“前在松江尝此”红烧加蒜鲈鱼，很可能也是施蛰存邀约的。更可能是《上元灯》出版后，施蛰存用稿费请来叶圣陶等同行，一起庆贺了一下。正是这回“在松江”吃鲈鱼，叶圣陶等说不见得多好吃，作为“松江人”的施蛰存才下了个大决心，不仅提供鲈鱼原料，还指示烹饪方法，着实予以弥补。终于达到了预期效果，叶圣陶、徐调孚和郑振铎吃过后都说松江鲈鱼是“佳味”。
叶圣陶更激动，他吃鲈鱼后的次日清晨诗兴翻涌作出的“一绝”，还把松江鲈鱼的“佳味”与松江人施蛰存新出小说集《上元灯》放在一起评说：“滋味清鲜何所拟，《上元灯》里诵君文。”
一九二九年八月出版的小说集《上元灯》，并不是施蛰存的处女作，之前他还印过三本小说集；但施蛰存认为头三本小说集都“成绩太差了”，“很不愿意再提起它们”。他觉得小说集《上元灯》才是他的小说创作的真正起点。结果，也正如所说，施蛰存从此成为中国现代心理分析派小说的鼻祖。《上元灯》中所收的短篇小说，其语言的白描、其意境的高净、其哀怨的柔媚、其愁绪的淡远，真可以用叶圣陶书信里“一绝”中的“清鲜”来概括。
叶圣陶书信后半的原创七绝，是如今可以见到的他从一九二七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四月这十八年间唯一的一首旧体诗作，而且还是手稿原迹，弥足珍贵。
一九八八年六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巨册《叶圣陶研究资料》第八百八十页收有这封书信，可惜却没有再细化一下，登录这首旧体诗词七绝的创作。《叶圣陶研究资料》这种登录法，与一两年前即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叶圣陶年谱》是一样的做法。这就导致了一九八九年五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叶圣陶集》第八卷诗词卷《少作篇》那一辑，也漏收了这首写得颇有情趣的诗词。
如果出版《叶圣陶全集》，这首包含在书信中的旧诗最好从书信中单另提出来，可拟题《旧历己巳年冬承蛰存饷松江鲈鱼，次日晨得一绝，书博一粲》，这是援唐诗命题的方法从书信原文中拼凑出的题目，的确长了些，不知当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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