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象形文字逐渐被科普特文字代替。
人们以惊奇的眼光注视埃及的象形文字达十几个世纪之久。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始，欧洲学者大多认为它属于表意文字，或者是宗教仪式上使用的神秘符号。
很明显，面对大量的文化古迹，人们却恍如雾里看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无法认识那些象形文字。它们被铭刻在文物的显眼之处，分明是在告诉人们这是打开古埃及文明之门的密码，可是能够解开这个密码的人在哪里呢？公元4世纪左右，只有很少的埃及人还能够读出这些埃及象形文字，此后逐渐就成了一个“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公元391年发布敕令，关闭了所有非基督教的神殿，从此就再也没有建造过刻有埃及象形文字的纪念碑或者神殿。最后写下的埃及象形文字是在391年后，在遥远南方的一座神殿里发现的。
公元4世纪出现的《象形文字集》，对将近200个象形文字作了解释，到底谁是作者至今还不清楚。这部著作长期以来成为解读埃及象形文字的障碍物。早期研究者认为它源自于希腊文，近期的研究则倾向于它含有真正的知识的残片，把它定性为埃及知识阶层试图挽救濒于失传的文化的一次“绝望”的尝试。
《象形文字集》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符号主义起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安德烈·阿尔齐亚特的《图形的寓意》，还有弗朗切斯克·科罗纳的《波利菲尔之梦》。
几百年来，许多近代学者对解读这些象形文字进行了尝试，然而这些尝试不是失败，就是漫无边际的想象。
在解读埃及象形文字方面最有成就的是托马斯·杨和让一弗朗索瓦·商博良。拿破仑军队远征埃及时，在罗塞塔城附近发现了一块用三种文字（圣书体、世俗体和古希腊文）写成的黑色玄武石碑，被称为“罗塞塔石碑”。
这块石碑给解读象形文字带来了关键性的资料。
商博良借助自己丰富的语言知识，从国王托勒密的名字人手，在1830年几乎完全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这对当时诞生不久的埃及学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在拿破仑东征后，欧洲掀起的埃及学热潮中，有许多人立志解开象形文字之谜，商博良（1790—1832）就是其中一个。
商博良出生于法国的洛特省，一生下来就具有明显的东方人特征，尤其像埃及人，后来他的同事也以“埃及人”来称呼他，但他却与东方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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