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系列：中国古代战争》：
可见，在两军对阵中，战将和士卒要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不仅要戴盔披甲，而且要有高超的武艺。据史书记载，中国古代的武艺一向分十八种，而十八般武艺要想件件皆通，在搏斗中武艺高强，这确实是桩不容易的事。
《武经总要》记载，公元1000年，宋神骑副兵使焦僵献使用的铁槊，重15斤，在马上挥舞如飞。还有相国寺和尚法山，还俗从军，用的铁轮拔，浑头33斤，头尾有刃，是一种马上格斗的有利武器。《五杂俎》上说：“人有千斤之力，始能于马上运三十斤之器……其有五百斤力者，但能举动而已”。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对部将的武艺训练，要求极其严格。《金陀粹编·遗事》记载，有一次岳飞的长子岳云，练习飞马冲下陡坡，不慎马翻人仰，岳飞大怒说，前方大敌，亦如此耶?将岳云责打100军棍。在岳飞的督促下，岳云很快地成长为一员所向无敌的勇将，臂力大得惊人，能把两杆好几十斤的铁锥抡动如飞。1134年，16岁的岳云勇冠三军，攻随州，手持双锥，首先登城。
邓州战役中，岳云又捷足先登。1140年，岳家军的最后一次北伐，克蔡州，据颍昌，复淮宁，得郑州，占洛阳，战绩辉煌。岳云都是骁勇善战，屡建殊勋。在激烈的颍昌之战中，岳云先后10次杀人敌阵，身受100多处枪伤，和将士们都“人为血人，马为血马”，终于赢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抗倭名将戚继光，也非常重视部队的训练，《纪效新书》中对这方面有详细的叙述，主张“平时所使用的器械……当重于交锋时所用之器”。
这样，“重者既熟，则临阵用轻者自然手捷，不为器械所欺矣”。此外，戚继光在练武时，采取“足囊以砂，渐渐加之”，战时将砂囊去掉，行走时自然轻便自如。平时习战，人必重甲，战时换上轻装，行动起来就迅速。他把这些做法叫做“练手力”、“练足力”和“练身力”。古人练武，不仅讲求实效，采用从难从严的训练方法，而且非常重视实践。在《练兵实纪·储练通论》中，有一段论述叫做“练真将”。练将，就是训练军队的干部。练真将，就是强调指挥员要有真实本领，经得起实战考验。戚继光认为，一个指挥员，固然要精通“韬略”之类的兵法，反对不学无术，但是这还不够，还要把他们放到“伍问”去锻炼，出战时放到战阵中去考验。只有经得起锻炼和考验的人，才能正式任用，这样才能练出“真将”来。对于士卒的训练，也是本着讲实效、重实际。在练武时，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着手。因此，古代许多有名的将领都是鸡鸣即起，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持之以恒，从不间断。
这样，临战时才见敌不畏，骁勇异常。
在古代的战争中，不仅要求人们有熟练的武艺，而且要求军队有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孙子说，军队的行动“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不动如山，行如雷霆”。又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公元874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风驰电掣，出无定，克洛阳，破潼关，下长安，近10年的时间，这支起义部队转战中原，南征北战，打了许多出色的仗，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行动迅速，猛打猛冲，采取先发制人，给统治者措手不及，取得了辉煌胜利。成吉思汗用兵的神速是驰名中外的，蒙古兵在进攻之前，先派“游骑”深入对方境内一、二百里，以侦察虚实。
因蒙古军行踪“飘忽”，常使对方疲于防御。在交战过程中，成吉思汗能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一旦探得对方空隙后，就大军长驱直人，势如破竹。如遇对方城防坚固，兵精粮足，在短时间内不能攻打奏效时，就采取神速绕越而过，或者留少许兵以牵制，从不恋战，待攻占了周围城寨后，再驱使俘虏充当前锋，回师总攻，一举而破之。
在短兵相接中，有了熟练的武艺和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可以说具备了赢得胜利的可能。而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首要的是人心向背，看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这个道理。此外，还需要搏斗中具有机智和勇敢。就是说，不是死拼、硬打，而要打得巧妙。会用正兵，也会用奇兵。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之。”公元115年，羌人侵犯武都，安帝派虞诩为武都太守，出兵抵抗，到了陈仓（今陕西宝鸡）被羌人所阻。虞诩暗自打量：敌众我寡，不宜硬拼。便想出一计，命令士兵暂不前进，扬言要向朝廷请拨援兵，待大军到后再出发。
过了几天，令士卒将原来一个灶煮的饭，改为两个灶煮。次日，又改为四个灶煮。一羌人远望烟火逐日增加，便相互传开，议论纷纷，汉兵大军已到，若不早退，将被围歼。因此，便不战而退。虞诩乘羌人撤退的时候，率3000轻骑追赶。当与羌人交战时，先令士卒以小弩发箭，故意表示装备很差，诱羌人来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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