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行军
到目前为止，这次行军已经前进了25英里，长达48个小时。对一个行军人数达2万的军队来说，这长达两天的行军是异常艰难的。这仅仅说的是前进，还不包括一路上不时地准备战斗，以及太阳的炙烤或者沙尘飞扬的天气。所有人都已经精疲力尽了，那些中国俘虏趁机逃跑了。于是，我们决定让士兵们休息、整顿一天。
休息并不意味着情报部门跟侦察兵同样能闲下来没有事情做。我们停在这片水域上，发现这条河在不远处好像有一个出水口，这就是我们的船几乎搁浅在河上的原因了。几年前，即使从北边的杨村远远地看，我们仍然能看到这条河的潮汐之景。那时，我们从未想过这条河会慢慢干涸，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
令我们担心的是，中国人为了阻止我们从这条河上出去，他们已经挖开北边的河堤让水流出，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个似乎是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最有可能的解释。中国人越能尽可能多地挖开西摩尔海军中将船队前后的河堤，就越有可能阻止船队向北京进军。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会改变河流走向，让河水流入那些地势低洼的村庄。他们会这么做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无疑会给我们造成极大的阻碍。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我们无法继续行军。
那些枪炮已经安置在船上了，而船却搁浅在河床上。沿着河堤骑行检查了河水可能的上升与回落，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河水的回落是由于50英里开外的海潮的原因。很幸运，事实证明我的结论是正确的。后来，我们发现中国人并没有挖开前方的河堤。
耳边不时传来“快走”的叫喊声。事实上，这是盟军在催促中国俘虏前进。这些中国俘虏充当伤员们的奴隶。他们作为队伍的第二防线继续向前行走，我们已经做好星期三前进的准备。
英军的构成比较复杂，有锡克教信徒、拉其普特人、帕塔安人、孟加拉骑兵，还有旁遮普人，这些都是印度人，他们都戴着头巾。队伍中还有300名威尔士步兵，300名海军陆战队，海军旅还有一支野战炮兵团，他们是队伍中唯一的白种人。队伍中还有一名最有趣的士兵，他叫魏海伟，是一名英籍华人。当他跟随中国俘虏前进时，手里总紧握着一把刺刀，让人不由觉得他是队伍里最卖力的一名士兵。尽管我认为这支队伍在攻打天津的时候做出了英勇的贡献，但他们无疑是所有参战队伍中身上的着装最为华丽的一支。另外，美军、日军、俄军和法军均是身着艳丽的服装参加战争的。
8月8日白天，同盟军开始穿越浮桥向河流西岸进军，离开由西摩尔海军中将引导的路线后，我们选择了一条英军曾在1860年走过的路线。事实上，那个时候的人们所做的调查，已经为我们的这次行军提供了基本的地图信息。队伍中一共有四名测量员随军远征，但是他们的工作量并不大。他们只负责在地图上标记标识，不过，随军地图上已经标出了村庄、道路、井水、路线的名字。
1860年，当时法国军队在白河的东岸行军，他们的盟军英军在白河的对岸行进。那次行军中，法军一定掠夺了附近的村庄。正是由于当年他们这些的行为，使得之后的40年间凡是路过这里的外国人都会遭到当地百姓的谩骂，甚至有比谩骂还厉害的反应。现在，40年过去了，五国盟军正在沿着白河的西岸，朝着北京的方向一步步挺近。
上午11点，队伍里传来停止前进的军令。于是，我们在附近的井水旁边休息，并下马整顿。当我一边喝水一边喂马饲料跟水的时候，在一个篱笆后面我看到了一个中国人。我用中国话和他打了个招呼后，他走了出来，对我说：“我其实一点都不怕英国人。”接着又说：“40年前我就在这里遇到过英国人，他们并没有伤害我。因此，我想着我应该相信他们，用不着逃跑。”不过，其他居民都逃走了。
从交谈中，我得到了一些关于撤退的中国士兵还有他们枪支状况的信息。当时负责指挥杨村之战的有三位中国将军，分别是：孙庆、李秉衡还有马将军。李秉衡将军当时率领的是“京郊武卫军”，但他的军队遭到我军的围截，损失惨重，士气大跌。杨村之战后，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开枪自杀，他的尸体被运到了北方。慈禧太后曾下令要求他重新夺回大沽口和天津，可惜他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另外，他发现自己很快就要被外国联军打回北京了，想到自己的脑袋保不住了，与其让慈禧太后惩处自己，不如自己结束生命。
我们之间的谈话很愉快，尽管当时听到了军号声，但我并没有注意到军队已经开始重新上路。那天，部队中殿后的是孟加拉骑兵，当时他们是唯一还在值班的部队。当一名印度指挥官冲我喊道：“快跟上，先生。当心被中国人抓住。”我才恍然从谈话中醒过来。
这是我第一次担心自己被抓为俘虏。不敢再耽误时间了。临走时，我向我的那位中国朋友匆忙地挥了挥手。然后，我骑着马，向前方的部队飞快地赶了过去。飞奔途中，我感到心里一阵隐痛，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他们拖着不堪重负的脚步在烈烈骄阳下行进。即使在阴凉处，温度计显示温度已经达到了华氏120度。
直到开始下雨，华北地区的酷暑才渐渐消减下去，天气也不再令人烦躁不安。这个时候的空气有点潮湿，温度也让人觉得舒服多了。通常这种气候环境下，居住在这里的北方人出门都会携带雨伞。当然，我们是不可能携带雨伞的。因此，无论是骑马或者步行前进，我们都只能最大程度地去适应这种不舒服的天气。
我感觉热量全蹿到我的脊梁骨上。于是，我骑马走到一棵树下。我卸下马鞍找了一个阴凉处休息了一会儿。
队伍中的一个医生骑着马向我走来，询问我是否身体不舒服。我明确地告诉他我没事。我可不想“掉队”。于是，我又装上马鞍，骑上马背，继续前进。
下午4时，我们抵达了蔡村。此时，先遣部队已经搭建了营房。迫切地洗了个澡和喝了几口茶后，我们感觉重新焕发了生机，许多士兵纷纷跳到白河里洗澡。几名高级军官穿着内裤，也参与到了这次戏水活动中。
不过，我却没那么悠闲，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必须去一趟总督府，对那里的文件进行研究。其中一些文件确实很有价值，值得保留下来，然而日军把那里的文件弄乱了，他们很难发现那些文件的真正价值。
这次我们抓了许多囚犯。其中一些是清政府的正规军，一些是身着统一制服的义和团士兵。美军和英军是按照文明国家之间的作战规则，对抓来的俘虏进行处理，尽管我们很了解和我们战斗的敌人，他们是一批既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也不能为我们提供期望的住处的家伙。
通常，我们会以12人或者20人为一组把他们安排为纤夫或者推车手。他们干活的时候会有士兵在一边监督，士兵们手里紧握着刺刀，一旦发现任何想要逃跑的犯人立刻杀死。许多被抓的中国俘虏都曾杀过我们的同胞，按照战争规则，处理这些俘虏的方式让我们的某些士兵颇感不爽，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当过中国人的俘虏，并且亲眼目睹自己的同胞被斩首的士兵。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中一些俘虏绝不会这么幸运地能接受“正式的”投降，他们只会落到日军、俄军和法军手里，遭受无情的虐待，这些军队不会像我们这样对待俘虏，心中尚存一些良知。我需要完成任务中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审查这些俘虏，并从他们身上获取有用的信息，进而汇报给军队的情报部门。
魏海伟的部队负责看守英军抓获的中国俘虏。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为何魏海伟的部队和自己的同胞对着干呢。如果被抓的中国人和他的部队是来自一个省份的，也许才不会这样窝里斗。但是这些被抓的中国俘虏都是来自大都市，而魏海伟和他的部队来自山东省，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联系。
星期四这天的行军很艰难，主要表现为：一是酷暑难耐的天气，二是发生的骑兵战役。五国军队兵合一处，日军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在不足六英尺宽的路面上，到处可以看到很深的车辙。整个行军过程异常缓慢和艰难。早上几乎刚开始行军，没过一小会儿军队就停止前进了。
从队伍停下来的这个地方，我们向远处观望，发现前方是一条长长的峡谷，很显然，美国的四轮大马车过不去。然而，“众人拾柴火焰高”，困难总是能克服的，没过多久队伍又开始向前行军了。
由于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这次行军原本计划只用时五个小时，但实际上却花费了八个小时。天气热得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据士兵汇报，一天行军下来，大概有300名士兵因中暑而倒下，还有10匹马中暑死掉了。
这天行军负责打头的是孟加拉骑兵。当我们即将完成今天的行军时，却发现前方的道路已经被中国的部队堵住了。距离有“津门首驿”之称的重镇河西务两英里外的地方，中国骑兵跑到我们队伍的前面，拦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孟加拉骑兵布好了阵式，接下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中国步兵受命分布在外层，但是此刻他们忙于吃晚饭。他们看起来消极应战，朝我们打了几枪后，就撒腿逃跑了。还好我们的步兵没有被安排在队伍的最外层。
骑兵遭受酷暑的程度远不如步兵所遭受的厉害。步兵们必须匍匐着身体，向他们的营地行进。这场骑兵战役中，我们损失了几匹战马，但是中国军队的损失要比我们惨重得多。战场上，他们牺牲了许多士兵。就连他们的孙将军、马将军两位重量级将军都被我们俘虏了。
骑兵之战结束了，中国的军队败退了，我们占领了他们的营地。他们的灶台还生着火，灶台上留下大量已经蒸熟的大米。我们还发现熔炼锅，里面放着已经熔化了的铅金属，看来这是用来制造子弹的，这说明敌人的弹药已经不足。
中国士兵在这里挖掘战壕，战壕有30英尺宽，12英尺深，战壕的一侧通往河流的下游河岸。另一侧则绕着城镇，战壕对面是一块高地，中国军队本打算把这里当做一个要塞。但不幸的是，他们没有料到我们的部队来得这么快，那时他们的枪都还未握在手里。
实际上，他们的战壕都没有完全挖掘好。盛土的篮筐、铁锹、铁锄凌乱地摆放在战壕旁边，就好像他们看到我们部队杀过来，纷纷扔下逃走似的。他们的要塞至少还得再用一周的时间才能完成，而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整个行军过程中不让敌人有时间挖战壕。为了保持行军的速度，我们对这次行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我们的军队表现很好。激励我们的是，我们迫切想解救我们的同胞，他们现在正被困在北京，正在苦苦等待我们的救援。
我们现在已经行走了一半的路程。这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军火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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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发出的“布告”
★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梅子明在美国第六骑兵团陪同下，在北京周边地区搜寻拳民，处死了疑似义和团拳民。
——马克·吐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