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年轮丛书：我的爷爷王辉球·从小学徒到开国中将》：
风飒飒，剧痛和寒冷袭击着爷爷。乌鸦的吵闹声将他惊醒，他发现腿摔断了，一点儿也动弹不得。爷爷仰望天上的星星，耳闻野狼的嚎叫，准备喂狼了。头上一大群乌鸦盘旋着，呜咽着，还向他俯冲。他试着站起来，一阵钻心剧痛，又昏过去。
红一师到达宿营地时，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发现自己的宣传科长不见了，忙问：王科长在哪里？”宣传科的同志红着眼睛向他报告原由。谭政命令，赶快派几个人把他找回来！抬到军团红军医院去！
爷爷后来回忆说：“随医院行动，辗转黔滇山区，均坐担架，数次在敌人火力下抢救出来。当时思想上是有些混乱，朝不保夕，随时有寄放当地老百姓家或被敌俘去的危险。但由于医院得力治疗与照顾，身体逐渐好转，给自己带来新的力量。到彝山，即进藏区时，1935年5月又回到师政治部宣传科工作。”
爷爷获救后，何以会思想有些混乱呢？所谓“朝不保夕，随时有寄放当地老百姓家或被敌俘去的危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红军着手安排老弱伤病人员，发放安置费用的事情已经发生。耳闻目睹，不愿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又不能不面对残酷的事实。“多次在敌人的火力下抢救出来”，如果换一种说法，就是多次被雇来的挑夫扔掉。好像有些不中听，却是事实。如果追兵上来，被俘的危险是存在的。遣散伤员随时寄放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如果发生在根据地，生命还可能有一定保障，但在贵州这样的对红军毫无认知的地区就很危险。在那种情况下，“寄放”与“丢弃”几乎就是同义词。而被俘，是死；丢弃，还是死。爷爷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誓言。他不愿这么离开红军队伍。“坐担架时思想较乱”，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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