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淀的不只是记忆》：
我有时白天也会出去帮助姐姐打猪草。女孩好结伴而行，男孩则打闹在一起。由于我年龄、个子都小，不喜耍闹，打猪草很专心，常打得比其他男孩还多。回到家，大姐和大嫂也夸我很能干。但好景不长，有的男孩在回家的路上经常抢我的猪草，不给就打耳光、踢屁股，搞得我哭哭啼啼。他们还说：不准哭，再哭就打死你这个二流子的崽。此后我不敢与他们结伴，常常是一个人独往独来。
哥哥和嫂子是1951年结婚的。那时哥哥18岁，嫂子13岁。哥嫂年轻也勤快，但他们却因我父亲是“二流子”，也常常遭受村人的冷眼和窝囊气。土改工作组组长经常号召要孤立和监督“二流子”，同时百般挑唆和鼓动哥嫂独立门户。其实哥嫂并未都成人，还不能完全自立。但他们无法摆脱工作组的“教育”，不得不在1952年与我父母分了家。哥嫂的分开、村民的歧视，父亲不能讲话，母亲不敢讲话，我和细姐也常常畏缩在家不敢出门。一些土改“积极分子”常常闯进家门来，不说话、阴着脸，到处转一下，又离开。我姐弟俩不知他们又要对父亲做什么，大气都不敢出，见他们来了就往门角落里躲。
雪上加霜的是，母亲可能是因为常年流泪度日，30多岁眼睛就得了白内障，1953年底眼睛全瞎了。送一个大火笼（烤火用）给她，如不碰她的脚又不说话，她全然不知。母亲女工不能做了，饭也不能做了。此时我刚满7岁、细姐9岁（大姐15岁出嫁了），上面还有年近80、常年病卧在床的祖母，可真难煞了父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此后家里的饭就由我和细姐在母亲的口授下来做了。1954年父亲听一个来贩卖辣椒、乳猪、狗肉的萍乡人讲，母亲的眼睛可治。父亲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攀上这个萍乡人。按照萍乡人的建议，就在次年5月，卖掉家里的牛和猪，他扶着母亲步行走了两天来到萍乡福田求医。过了不到10天，父亲、母亲竟神奇般地回来了，母亲的眼睛完全恢复正常了（直至90多岁还能穿针引线）。母亲治病那段日子，我与细姐孤苦地度日如年，有时怕被人欺负，白天也关着大门（农村里白天是不关大门的，否则不吉利）。看到父亲、母亲回来，我们又哭又笑，一拥而上，紧紧抱着他们的双腿不放。
姐姐带弟弟，这在农村是自自然然的事。细姐比我大两岁，她到离家两里路的教学点读书，还要带着我。在路上，她一直牵着我，有4个地方要涉水过河，是那种可赤脚趟过去的小河，她就赤着脚、卷起裤腿背我过去。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我是个坐得住、静得下来的小孩。姐姐上课，我就和她共坐一条短橇，或者就站在姐姐课桌旁。有一次老师提问，全班无声，见此情景我就脱口而出，而且答对了。突然老师和全教室二十几双眼睛一起投向我。老师笑眯眯地走下讲台，问我多大了，愿不愿意发蒙（启蒙）读书。我说要回家问父亲。那时这个教学点是复式班教学，一、二、三年级共20多人，都坐在一个教室里：老师每个年级都教，什么课都教；老师、班主任、校长“一肩挑”。这个老师叫苏汝南。他当天晚上就到我家，把我的情况告知我的父母。父亲高兴地说，听老师的，并请老师帮我取了“李谟清”这个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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