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战场·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当江兴轮开出三小时后，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接到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密电：在汉口日本租界设置的六门高射炮，与所存五百箱弹药，须在该部撤退时抢运后移，倘有贻误以军法追究。司令部再没有船只可以载负，于是急电江兴轮转舵回汉。当江兴轮转回汉口时，已是深夜十时半了。江兴轮虽没有装载重要物资，乘客却有一万多人，高射炮无法下舱，只得安置在船面。启碇时已是二十五日清晨三时许，从武昌珞珈山东面，传来稀疏的枪声，这时，司令部的建兴轮领先，江兴轮随后，离开了武汉。建兴轮小而快，可以不择水线直航前进，而江兴轮是江轮，必须按照曲线水槽进发。行驶至新堤江面时，建兴轮已将江兴轮抛到后面四十多华里了。在建兴轮领先前进中，曾遇到几次敌机，由于船面掩蔽工事好，舵工也很有经验，都闪避过去了。大家只为江兴轮担心。建兴轮驶到小新镇，追上了先一天军委会侍从室开出的建武轮。建武轮在开出的当天，遭敌机扫射，死伤了十余人，连陈布雷秘书长站在锅炉旁，身穿的猪皮袍子也被子弹打穿了几个洞，幸而没有受伤。
据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一年中与敌人在水上运输的斗争经验，长江上下船只一离开武汉约四五十里，随时都可遇到敌人的水上飞机，总是两架一队。敌机一遇到船只就猛烈扫射，接着是一架凌空监视，一架降低或落在水面与船只平行，打着手势，表示要察看。
并且喊出结结巴巴的中国话：“你的国军？你的武器？你的老百姓？”飞行员不一定每人都会说这几句话，但总的不出这几句话的范围。我们的船只总是用篷布围盖得很严密，人员物品都落舱，上面放些不重要的物品作掩护。一听到飞行员喊话时，押运人员即便衣出来，揭开篷布一角，或做手势，或答话。在船的篷布上张贴老百姓回乡的标志，也算是种掩护。再就是由船工放三声汽笛，以表示敬意，但当时的船工一般都拒绝使用汽笛。这三种对敌方法被当时的管理员们叫做“文昭关”；敌机如果发现船上有穿军服的人，就疯狂地扫射，管理员们叫做“武昭关”。
当时江兴轮篷顶上都是杂色军民乘客。我们在建武轮上的人都很担心，正在议论的时候，引水员很紧张地走进底舱来说：“江兴轮离我们水程六十余里，旱道不过二十里。前一小时，敌机两架飞过去后，我们听到过枪声。后来看到敌机向梁子湖方向窜去，一架好像受伤落下，一架直接向东飞去。约三十分钟后，又来了六架飞机，顿时水上传来了沉重的轰鸣声，可能是江兴轮遇险了。”副司令庄达即嘱咐三个船舶管理员与一个水手，携带款项，雇上轻快小木船，限于当日抵达肇事地点查勘，办理善后，并须在三日内由陆路赶到沙市会合。
二十九日晚，建兴轮转进宜昌时，那四位去侦察江兴轮出事的人员回来了。报告的情况与引水员所预料的并无不同。只不过证明：遇险地点，江面很宽，江滩极阔，南岸村庄离江心最近处约有十二三里，当地老百姓听到轮船遇险的轰鸣声，赶到江边时，江中业已平静，看不到船只了。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根据事前事后经过情况，以及二十六日在新堤江面遇险隋况呈报参谋总部备核。
呈报一个月后，原乘江兴轮遇难脱险的船舶管理所书记李世芳回来说：“当日机两架发现江兴轮上有军人时就开始射击，死伤很重。飞行员随即打手势，强迫折转汉口。船上的高射炮手抑制不住怒火，就开炮射击，一架敌机受伤，逃到武昌西南面落下了，一架向东逃跑了。这时，我们司令部还有三个管理员也是随船撤退的，主张将船开足马力，搁在浅滩上，大家涉水登陆，以防敌机再来报复。但人员太多，命令传不下去，尤其是高射炮队的官兵，认为敌人水上飞机数量不多，也没有战斗力，不敢再来。倘若再来，可用高射炮与步枪反击，定能击退敌机，比涉水登陆损失小。他们一面说一面架设高射炮。可是船上人多，船面地位也有限，仓促之间，一架高射炮的位置还没有摆好，敌机六架，已凌上空，投下了许多大大小小炸弹与燃烧弹。顿时船尾、中舱中弹燃烧，船尾开始下沉。船上秩序大乱，号哭声、救命声、爆炸声混为一团，高射炮手受了伤，无法抵抗，高射炮队的官兵都在血水中沉没了。我住在三楼边舱，先用绷带连着我的妻子与最小的孩子，让他们跳下去，我左右两手抱着两个大孩子也跟着跳下江中。一浪卷来，我的妻子沉没了，我喝了水，两手一松，两个孩子不知去向。我因穿着棉袄就漂在水上，直到漂离遇险地点约六十里才被渔民救起，到第二天中午我才苏醒。后来我在那里休养了五天，得悉那里叫新泽口，是回水地带。船只出事后，漂流的人，过此没有办法搭救。在那些天里，我也了解到江兴轮出事后，一共救了八十四人，其余连我们的三个管理员在内一共一万多人都死了。”李管理员的血泪控诉变成了愤怒的呜咽，引起了大家同仇敌忾的决心！ 船舶运输总司令部自十月二十四日撤离汉口后，对保卫武汉的运输任务即告一段落。我们转进到宜昌已是十一月一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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