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亲缘关系的确还经常提供一种稳固的温暖或亲密的关系网络，它持续地存在于时间一空间之中。总体来说，亲缘关系所提供的，是一系列可信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们既在原则上也（常常）在实践上建构起了组织信任关系的中介。
关于地域性社区，也同样有许多类似的东西值得一谈。这里我们应当避免把社区浪漫化的观点，而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作比较的时候，这种浪漫化经常浮现在社会分析的表面。我指出这一点的意思是想要强调以地点（place）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地域化关系的重要性，而这时地点本身还没有被伸延了的时一空关系所转变。在绝大多数前现代制度下，包括在大多数城市中，地域色彩浓烈的具体环境是大量社会关系相互交织的场所，它在空间上的低度伸延支撑着时间上的高度凝固。在前现代时期，迁移、游牧以及商人、冒险家长距离的奔波是较为平常的事。但是同现代交通工具所提供的恒常而密集的流动形式（以及普遍意识到的其他生活方式）比较起来，前现代的绝大多数人口则处于相对凝固和隔绝状态。前现代情境中的地域性既是本体性安全的焦点，也有助于本体性安全的构成，但是在现代性条件下，这种地域化的本体性安全实际上已经被消解掉了。
第三种影响是宗教宇宙观的。宗教信仰可以成为极端焦虑或绝望的源泉之一，其如此之重要以至于不得不被看作是许多前现代环境中（人们所经历的）风险和危险的主要参数之一。但是，在其他方面，宗教宇宙观却在伦理与实践方面提供了对个人和社会生活（以及还有对自然界）的解释，这些解释向信仰者们所描绘的，是令人感到安全的环境。基督教对我们的神令是：“信仰我吧，因为我是唯一真正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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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林登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