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小说中，作者错误的理论、文学偏见等不可能，或者说远远没有那么容易为当代主题中大量的生活材料所纠正。恩格斯所说的巴尔扎克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即克服作家在社会、政治或个人方面的偏见，真实而完整地反映生活的客观事实和相互关联——要取得这种胜利，在创作新历史小说比创作当代社会小说时要难得多。
我们简短地讨论过这个时期两位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和雅各布森。莫泊桑处理《好友》与《生活》的方式相同，而雅各布森处理《尼尔斯·林纳》与《玛丽·格拉布》的方式相同。虽然新的现实主义普遍存在问题，但社会现实充满了丰富的细微差别。两人的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为什么？对于莫泊桑和雅各布森来说，他们作为天才、诚实的生活观察者，在描写当代人物时，不可能不注意他们那个时代较大的社会问题。也许他们感兴趣的是男女主人公内在的心理发展，但是不管他们自觉的意图是什么，当代社会生活从四面八方涌进他们的小说，使小说充满了多彩而清晰的生活。
历史小说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在我们所引述的评论中，福伊希特万格十分正确地指出，时间相隔较远的题材比当下的材料更容易处理。他唯一的错误是将其视为优势而不是劣势。对于1848年之后的作家，历史题材没有那么难以驾驭，要把作者的主观意图强加其上更加容易。因此，我们在莫泊桑和雅各布森的历史小说中所发现的抽象性、主观主义的武断性，几乎梦幻般的“永恒性”使得这种小说与他们那些感染力强大、轮廓清晰的社会小说一比较，立刻就显出其劣势了。
甚至于像狄更斯这种地位的作家，他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弱点，在以法国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双城记》中比在他的社会小说中更加明显，更加刺眼。年轻的厄弗里蒙地侯爵站在各阶级之间的中立立场——他厌恶以残酷的方法来维持封建剥削，解决冲突的办法是逃避到资产阶级个人生活中去——在创作小说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通过强调因果关系纯粹的道德方面，狄更斯削弱了人物生活中的问题和法国大革命的事件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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