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大祀、中祀和小祀制度的建立
作为一种观念，祭祀仪式的等级之分出现在《周礼》中。根据《周礼》，肆师的职掌是：“掌立国祀之礼，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栓；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国祀分为大祀、次祀和小祀，这与后代的三祀制是相通的。可以看到，在《周礼》中，不同等级祭祀活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祭品上。至于大、次、小祀的具体祭祀对象，郑众注：“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郑玄作了补充：“大祀又有宗庙，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岳，小祀又有司中、风师、雨师、山川、百物。”《周礼》成书于汉初，是儒家理想化的国家制度的反映，郑众和郑玄的见解也代表了东汉儒生的礼制理想。
作为一种制度，大、中、小祀的划分出现于隋初。《开皇礼》的制作始于开皇三年（583），两年后完成，其中包括三祀制的建立。《开皇礼》规定：“吴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祗、神州、社稷、宗庙等为大祀，星辰、五祀、四望等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及诸星、诸山川等为小祀。”三祀制的建立，意味着《周礼》中的祭祀等级观念成为现实，这代表了国家对诸多常祀重要程度的制度认定。
在草创时期的三祀制中，可以表现祭祀等级的外在尺度还不多。隋制规定：“大祀养牲，在涤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先秦有涤宫饲养牲牢的做法，《公羊传》宣公三年：“帝牲在于涤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视。”到了隋代，这一传统被纳入三祀制的框架中而等级化，牲牢在涤宫饲养的时间由祭祀等级决定。尽管这样，隋代三祀制的等级化程度还是有限。即便是同一等级的祭祀，牲牢也有所不同。大祀之中，在吴天上帝的常祀中，吴天上帝及配帝用苍犊二，五帝、日月用方色犊各一，五星以下用羊豕各九。在皇地祗的常祀中，皇地祗和配帝用黄犊二，九州各用方色犊一。冀州的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加羊豕各九。感生帝和神州地祗的常祀都用二犊。太庙和社稷的常祀用太牢。斋戒方面，隋代只规定了大祀斋戒的时间和程式：“凡大祀，斋官皆于其晨集尚书省，受誓戒。散斋四日，致斋三日。祭前一日，昼漏上水五刻，到祀所，沐浴，着明衣，咸不得闻见衰经哭泣。”虽然记载阚如，中祀和小祀的斋戒不至于没有。《隋书·礼仪志》：“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马祖于大泽，诸预祭官，皆于祭所致斋一日，积柴于燎坛，礼毕，就燎。”马祖祭祀在隋代是军礼，不过同为国家祭祀行为，吉礼中的中祀和小祀当与马祖祭祀一样，有斋戒这一环节，可能是斋戒时间、程式与祭祀等级之问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所以《隋书》没有交代中祀和小祀的斋戒情况。这些表明了隋代三祀制的不成熟。
第二节祭祀等级制的展开
隋代建立起三祀制，以显示诸常祀仪式的重要程度，但是祭祀的等级性在具体操作中并没有充分的表现。唐至北宋时期，祭祀等级制逐渐落实，仪式中用于体现祭祀等级的环节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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