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文库：尧天舜地溪之源》：
故乡的梆子戏霍汉清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多数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还没有通电，文化生活极为贫乏，除了个把月县里的电影放映队来演几场电影。夏目的晚上坐大街，冬天的晚上坐炕头，只要生产队不开会，人们或聚集在豆腐房的热炕头上摆龙门阵，或在生产队部拉家常，有的干脆蒙头睡大觉。除此以外，*红火、*高雅、*受欢迎的就要数村子里业余剧团演出的梆子戏了。
我的故乡溪源村地处冀、晋、蒙交会的张家口地区，山西梆子是这一带的主要地方剧种。据村子里的老人讲，早在元末明初，一位风水先生路过这里，看到这里的青山秀水后断言说：“这里的人不久就要扮帝王将相，穿才子粉衣了。”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不幸被风水先生言中，戏曲果然在这个小山村逐渐兴盛起来了。从村口半坡上现存的龙王庙和古戏台及其壁画中我们就可想象到当年兴盛的情景。
早在清咸丰年间，我们的祖辈霍常老太爷就带着戏班子走南闯北了。到了民国年间，村子里的业余剧团（乡里人叫作秧歌），在附近一带就小有名气了，而且出现了“六六旦”霍成义、“玻璃翠”霍兴基等远近闻名的“角”儿。他们先后在专业戏班子里供职，走遍了坝上坝下，唱红了山城内外，曾与山西名角丁巧云、筱吉仙等“大腕”同台演出，使村里的戏班名声大振。
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以及众多人士的积极参与，致使一大批年轻的**人才脱颖而出，如琴师霍仲庭、鼓师霍汉武、武生霍仲堂、花脸霍荣山、须生韩喜亮、丑角刘生林等。到了1960年前后，村子里的戏班正处于**时期，并由各家捐款添置了新戏装和道具，能够满足像《打金枝》、《二进宫》、《算粮登殿》等传统剧目的演出。同时把已经在国营矿山就职的霍成义老艺人请回村里担任剧团的教师和导演，*是如虎添翼。至此，村业余剧团发展为行当俱全，文武场兼备，服装道具全新，能够上演30多出传统剧目的业余文艺团体了。
1966年秋天，我随父亲及全家回到了故乡。
忙过秋收，业余剧团便开始活跃了。
虽然已经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戏被禁演了，开会，学文件，搞批斗，业余剧团的名称也随形势改为“毛泽东思想红色宣传队”，古装戏变成了现代戏，可村里的领导和乡亲们对梆子戏的情感却丝毫未减。
冬季的农村，老乡们为了节约粮食，一般都吃两顿饭。于是，每当晚霞飘洒在西边的天际，袅袅的炊烟刚刚在村庄上空泛起，劳作了一天而晚上又闲暇无事的乡亲们便三三两两的，陆续地聚集在刚刚新建的大队部。
头通锣鼓过后，“天不下雨地干旱，累得我老汉汗流干”——一声荡气回肠的介板，打断了我年幼的思绪。
今天排演的是现代戏《三世仇》，讲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贫农王老汉祖孙三代为了一块土地被地主王二爷逼迫得家破人亡，*后孙子虎儿参加了解放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地主，翻身做主，报了三世之仇的故事。现在看来，故事情节结构与戏剧冲突及艺术方面虽还不够严谨，但在当时万马齐喑的年代，老百姓能够看上戏剧，也就很满足了。实际上，演员还是那些演员，唱腔还是老腔调，只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罢了。
这是我**次这样近距离地接触山西梆子，当时我虽读不懂什么叫戏剧，但那虽不够专业却非常认真的一板一眼，一招一式，以及那铿锵的马锣，悠扬的胡琴声，时而粗旷、时而婉转细腻的梆子腔深深地吸引着我，并已在我心中落下永不磨灭的烙印，以至影响了我的一生。
从那天开始，只要大队不开大会，或者大会散了以后，这里的煤气灯便会天天点亮，锣鼓声、胡琴声，以及那熟悉的梆子腔就会响起。每当此时，我都会同好多人一样站在那里，直到后半夜排演结束，才依依不舍地随人们一起散去。
转眼到了春节，排演了一个冬天的《三世仇》，还有一个短剧《红色联络站》（又名《三月三》）就要正式演出了。
村里的戏台坐落在村口东沟油坊旁边的山坡上。
这座建于清康熙六年，重修于清道光年间的戏台，坐西朝东，台基建在溪源河河边裸露的山石上，后面由石头砌成的地基足有五米多高，加上戏台本身的高度，在空旷的河边显得那样高大、挺拔。虽然历经了近三百年的风雨沧桑，依然巍峨地矗立在那里。戏台下面，有一片五米宽的开阔地。戏台对面，顺着山势，是用石料砌成的两米多高的、三米来宽的台阶，相当于现在剧场的二层楼。再往上又有一道五米多高石料砌成的石墙，一条用碎石子铺成的甬道的东面，便是三里五乡有名的龙王庙了。平时人们看戏，年轻人一般都站在台下的平地上，年老的和妇女们坐在台阶上面，孩子们跑上跑下，有的干脆坐在龙王庙的山门口，居高临下，倒也逍遥自在。
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戏台下面，二层台阶上已堆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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