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潮涌：从环保产业发源地到集群的四十年（1976-2016）》：
众所周知的是，1958年7月，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在河南遂平县卫星集体农庄诞生后，人民公社的浪潮很快席卷全国，并逐步有了一套完整、严格的管理制度。高塍乡于1959年成立人民公社，随后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口粮供给制相结合，吃公共食堂……这种制度如今被公认为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它将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农业效率极其低下，“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弊端显露无遗，不过广大农村的老百姓仍然在这种制度下艰难地度过许多年。
曾先后在当地漕西村和乡政府工作过的吕伯明回忆，作为公社社员，如果不是生病的话，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劳作，只有如此才能赚到养家糊口的工分。一个成年劳动力在田里劳动一整天可以赚到10个工分，这10个工分折合成工资约有四五毛钱，大约可以买到半斤鱼或半斤肉。在收成不好的年景，农民即便终年辛勤劳作，一家人还有可能饿肚子。可以这么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改变命运的愿望要远比城市居民来得强烈。
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养活大量人口是个普遍难题。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生的那批人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劳动年龄时，农村就开始出现窝工现象。此后劳动力增长的速度逐年上升，年工分量猛涨起来。而同期粮食产量的增长却越来越少。到1970年前后，平均亩产显示出已达到极限时的起伏波动。这时农村已不是一般的窝工，而是由于劳动力的剩余，农民开始抢工分了。在当时，假定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现有的粮食产量不降低，全县可以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当时的计算结果是在1/3到一半之间。如此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一股无法长期压抑下去的力量，一旦有了某种条件，它就会冲出来解放自己。正如有人指出，办社队工业是“逼上梁山”，是将压力化为动力。
人多地少只是一股内在的动力，农工相辅的实现还需要外在因素的触发。社队工业兴起的外在因素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上却可以说是“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了起来，所以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噩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改变命运的愿望人人都会有，但是机遇却不可能从天而降。
给高塍人带来好运的那个人叫姜达君，一个上世纪50年代从村里走出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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