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念祺， 1954年生，上海人，曾在黑龙江省呼玛县三卡公社插队十年，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完成本科、硕士学业。大学毕业后曾任职中学历史教员，硕士毕业后坐过一年半机关。后来到上海社科院，先后在经济所、历史所从事研究工作，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著有《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自1992年起，时而在报刊上写一些读史随笔。写过几本通俗历史读物，如《话说中国》（秦、西汉卷）、《衰颓的年代——仁宣致治之后的明帝国》、《故事里的历史》。

本书是作者读史心得及对近人论著点评的一个集子，多聚焦于皇权的运行机制与影响，尤其是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会如何运作；同时对陈垣、陈寅恪、吕思勉等大家治学也作了独到点评；此外，于学术研究之外，还或叙或议地讲些“陈年旧事”。对广大读者具有增长见闻、启发思维的作用。

自序

收在这个集子中的数十篇读书随笔，最早的写于1992年，最晚的写于2016年。最早的那篇《道德的灾变》，是发在上海《青年报》副刊《开卷》版上的。编辑李韧常找陈克艰约稿，与我也渐渐熟悉了。一次与他聊起《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就给他写了这篇稿子。从那时以来，偶尔因编辑约稿，会写一些读书类的随笔。现在，从前后二十多年写的这类文字中，选一些编个集子，又怎么才能起个合适的名呢！

吕思勉先生在一篇名为《论青年的修养和教育问题》的文章中，讲到人的“安分”分为两种。一种是“迷的安分”，一种是“智的安分”。吕先生认为，“一个人安于现状，却对于为什么安于现状，自己是茫然不知道的，此乃迷的安分”。我从上小学，一直到下乡插队，一直就是懵懵懂懂的。插队的时候，人家招工走了，人家把户口迁回家乡了，人家办病退了，人家被推荐上大学，我都视若无睹。自己出身不好，以为一辈子要呆在农村，就连回家探亲也不愿久住。回想起来，那时候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学习，而我却没有。我的很多同事、朋友，都是在“上山下乡”时，开始努力学习的。我却随遇而安，偶尔读书也并不用心。这就是由于这“迷的安分”所致。当然，这样也少了许多烦恼。

1979年，我总算考上了大学。大概由于“出身”不再成为问题，我竟一连三次参加高考。如此屡败而屡战，也要归功于我的“迷”。66年毕业的小学生，中学念了一年半，学的多是领袖语录和大批判文章，却非要考大学不可，不就是由于不再“安分”，而又执“迷”不悟吗！当时哪里知道许多人都在上山下乡时读了那么多的书。知道的话，是绝不敢考大学的。

如今，对于吕先生所说的“智的安分”，我也有些明白了，懂得了先生所谓“从全体中算出自己的分地来”的道理。回想起来，大学毕业后到中学当历史老师，以后读研究生，甚至坐过机关，然后到研究所工作，自己都没有过改行的念头，一门心思要研究历史，也可以说是“智的安分”使然。一样工作需要人去做，自己恰巧做了这工作，又是喜欢的，不就应该一直认真地做下去吗。吕先生说：“学问从来没有替个人打算的，总是替公家打算的。替公家打算，就是所谓仁。所以不仁的人，决不能有所成就。”这样的话，读来让人感到亲切。多少年来，对于读书做学问，自己从未视之为“禄利之途”，也没有另去寻一个“禄利之途”的打算，从来都觉得研究历史，再聪明的人也不至于屈才，再笨的人也会有一点点成就，不也是一种“智的安分”吗。

我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经济史，读书的范围则更宽泛些。收在这本随笔集里的，有些与经济史还有些关系，更多的则全不相干。它们都是我在“智的安分”中，因现实启发而生出的历史思考。那么，这个集子，就叫它《智的安分》吧。

程念祺

2018年4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