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来杂耍到本土影业：中国电影发生史研究（1897-1921）》：
三 华人观众：时局的焦虑与赏玩的快感
除了中间短暂地在张园安垲地大洋房表演过一两次之外，赫兹的主要演出场所是兰心大戏院。兰心的主顾以西人居多，但依然向中国观众开放售票。而前往观看的中国人，大多应并非底层民众，至少是有一定经济能力和文化修养的文人和官员。①其中甚至不乏地位显赫者——时任四川总督的裕禄就曾和家人、随从一道出现在兰心的包厢中。②如果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则中国观众对赫兹所放映电影的观感和英侨观众之间判然有别，这一点可以从《申报》的评论文字中看出来。《申报》是英商美查（ErnestMajor）等创办于1872年的一份中文报纸，面向的读者是华人群体，美查很少过问具体的编撰事务。因其全面、真实，《申报》成为上海报纸的代表，在市民心中有很高的权威性，起到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因此它对赫兹的表演和放映的报道，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观众的重要材料。
1898年5-6月间，《申报》上发表了四篇有关赫兹演出的报道。和《北华捷报》一样，这些报道称赞了赫兹出神入化的表演；而对电影的观感则要简单得多，主要停留在场面的描摹上。比如，在赫兹放映《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六十周年庆典》的那一周里，《申报》记者对电影的记忆却是：“所演影戏多出，类皆生趣飞动，形状逼真，而亦以二出为最异。一为试演水雷，汪洋大海，波涛万顷，初望之风迥绮觳，鞯纹荡漾，俄而大声发于水上，洪涛飞溅，直薄层霄。二为车士，如出队状，有无数马兵步兵，整队而出，疾徐进退，接踵前行，观之逾时，未见其尽，不啻有千军万马，行乎黄沙白草间也，技至此可谓神矣。”在这篇印象记里，让英侨观众激动万分的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六十周年庆典影片，被漫不经心地忽略不计了。原因自然很有可能在于赫兹放映电影的时候没有任何中文讲解，中国观众无从辨认出女王的形象；而即便能够辨认出，这一形象所引起的也绝不会是民族自豪感，而更有可能是痛彻的被殖民的记忆，以及丧失国家主权和国际地位所带来的羞辱、愤怒、悲哀、恐惧等负面情感。而和1897年库克等放映的时候一样，“试演水雷”和“车士出队”这两部和军事有关的影片被视为当晚所演中最优秀的两出。之所以如此，恐怕和影片的拍摄技巧、艺术成就等并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却依然与观看者对时局的关注，对民族危机的焦虑巧妙而隐晦地联系在一起。
此外，早期的电影特技也引起了中国观看者的注意。赫兹头两次放映的电影中，《申报》评论认为“以西女之舞为最。飞燕轻盈，柘枝婉转，尤妙在雾毅，随风分呈五色。忽而为绛，忽而为紫，忽为嫩黄，忽为淡碧，蹁跹妙曼，栩栩如生。”这应该是一部手工上色的彩色影片，夹杂在十余部黑白电影中格外醒目；而变幻的色彩与舞者美丽的身姿结合起来，更让人过目难忘。但是，对这部影片啧啧称美，却不能仅仅视为缺乏见识的大惊小怪或色情趣味的流露，与“咏物”传统联系起来才能更充分地理解。从《诗经》开始，中国文人就以“香草美人”为抒发怀抱的歌咏对象。台湾学者王鸿泰认为，明代后期以降的文人文化，更是以不求仕进的闲隐态度，陶醉于物的玩赏和经营之中。“士人的文雅生活其实是充满感官性的：他们将物纳入个人的感官世界中，以感官来接触、渗透物体，也因此藉由物质的感官接触来承载个人的情感，再经由情感的投注，融合物我，而形成一种脱俗文雅的生活情境。”近代之后，大量仕途不畅或无意科举的文人来到上海，原本意在“脱俗”的高度感官化的生活态度，也被近代上海日益膨胀的消费社会所悦纳。通过他们的文字，西来的物质文化产品不再难以理解，却具备了强烈的感官诱惑，挑逗起消费欲望。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商品，无论是取景和观看的方式，还是画面中的人物和情节，对于观看者来说都是极为陌生的。然而，通过《申报》文人巨细靡遗的描画，无论是现场的观看者，还是通过报纸了解电影的读者，都能够以一种相对熟悉可控的方式，接受这样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
可见，中国观众到兰心看戏，并非贪图便宜的票价，更多的应是追逐一种全新的时尚。开埠几十年之后，西方人早就由可怖可憎的蛮夷，转变为追慕仿效的对象。无论是国家建设还是生活方式，都被视为文明开化的标志。而通过电影这样一种先进的媒介加以观察和研究，同样是值得嘉许的洋派做法。这样的心态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观众并不能理解电影的内容，却对其赞许有加；以及此后的几年中上海的电影放映为何不曾中断，并通过逐步改进的放映方式，成为上海市民习以为常的文化消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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