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阅读通史（理论卷）》：
3.中国阅读史的专题研究
中国阅读史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基础较薄弱，迄今少有专门的阅读史专著出版。除了上述图书馆学和阅读学研究者所做的理论研究外，不同领域的学者也开始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切人中国阅读史研究。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主题，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书籍史、思想史视野下的阅读史研究
阅读史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部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变迁史。一些历史学者研究思想史，开始关注一定历史时期内各类书籍的出版与阅读状况，及其与民众观念、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的关系。2005年9月，台湾学者潘光哲在台北的权威史学杂志《新史学》上发表了《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一文，提出了研究晚清阅读史的建议，希望“透过阅读史的取向，我们可以深入地了解晚清士人是怎样借着各式各样的阅读、思想活动为他们的生命寻找意义，编织自己的‘意义之网’”①的。同年，他还在〈思与言》杂志第43卷3期主编了“近代中国的阅读、出版与文化”专辑，收录了其所撰“导论”和其他学者的四篇近代阅读史研究论文。②这些个案研究讨论了阅读与思想观念、阅读对文人文化生活及其人生的影响，是从书籍史角度切入阅读史研究的较早成果。2014年，潘光哲撰写出版了专著《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一八九八）》③，运用了中国近代实证史学和西方书籍史研究方法，引入“知识仓库”“读书秩序”等关键概念，详述晚清士人接受、学习西学的读书历程，重点剖析了朱一新、梁启超、《时务报》《沅湘通艺录》等人物和书报的阅读史，试图梳理中国人近代知识的起源和流变以及思想观念的变迁。
又如，历史学者张仲民的《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①，详述了在近代中国历史情境下生殖卫生类书籍的阅读史以及“黑格尔”“古登堡”和“世界语”等关键概念的接受史，重点讨论这些新名词及其所代表的新知识、新思想如何被读者接受，产生哪些社会影响等问题，从观念史的角度叙述了当时的阅读文化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卞冬磊的〈古典心灵的现实转向：晚清报刊阅读史》②，以数十位晚清读书人的日记为史料，探讨了报纸这一“现代文化形式”是如何参与到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的。
（2）文学接受史、读者研究视野下的阅读史研究
中国留日学者李长声于1992年和1993年先后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从音读到默读》③《书·读书·读书史〉④，是较早向国内读者介绍西方阅读史研究成果的两篇文章。《从音读到默读》介绍了日本的文学研究者在读者研究领域取得的新进展，指出“从音读到默读”这种变化的表现与意义，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阅读史研究的理论动态，并引用了达恩顿的《什么是书籍史》一文中的观点，建议在图书出版中重视读者因素。《书·读书·读书史》则对年鉴学派的书籍史理论观点、夏蒂埃及其代表作等进行了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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