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华暗换在西京/长安文心书系》：
哭送京夫
京夫先生走了，殁于癌症。所有认识京夫的人，无不临风衔哀。
今年六月，两位朋友和我去医院看他。去之前，已听说他的状况很不好。在病房，我看到正在输液的京夫，眼泪就失控了。那么清秀的一个男人，竟变得形容枯槁。我退出病房，到医院的卫生间里哭了二十多分钟。再进病室，握着他的手，不知讲些什么合适。京夫淡淡地说：“不咋。”可是说完这句话，他也双眼泪水模糊。我强烈地感觉到，他对世界、亲人、朋友和文学是多么地留恋。
我就读商县中学时，京夫在县文化馆工作。他的长子郭正高考补习，恰好和我同班。再早二十年，我母亲读初师时，京夫是她的体育老师。 由于山区文学阅读条件所限，从小学到高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中国当代作家，可以说只有两位：一位是浩然。他的那几部小说，我都读得挺熟。另一位，就是京夫了。他的《手杖》发表时，我正读高一。我知道这是我同学父亲的作品，作者就在我们县城里生活和工作。因此，变成铅字的《手杖》和变成铅字的《艳阳天》，在我的眼里是不一样的：《艳阳天》让我感知到了文学的表现力，而《手杖》有力地拉近了我和文学的距离。不久后，学校开家长会，京夫也来了。我在教室外看见他，心想，这就是和浩然一样的作家啊，我们商县的！
京夫调到省作协工作，大约是1985年秋。此后二十多年间，他写了大量的中、长篇小说和散文。 我虽一直读他的作品。却很少去拜见他。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他话少。他话少，我作为晚辈，话就不敢多了。我评论过一些陕西作家的小说和散文，但始终未曾写过关于他的人和他的书的任何文字。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我对他敬重有余，不敢妄说他的创作；另一方面，又对他期望过重，盼着他的更宏大的作品出世。
其实，京夫是一个不断超越着自己的作家。早期的《手杖》《娘》等，虽都是很优秀的小说文本，但精神内蕴还比较单薄。90年代的《八里情仇》和新世纪的《鹿鸣》，却是男外一种文学气象。我的意思是：京夫从穷乡僻壤走出来，其文学创作，起点不可能很高，可是，在长期的艰难跋涉之后，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境界，是完成了“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巨大提升的。
属于京夫的品格，是笃厚的；属于京夫的气质，是沉静的；属于京夫的才智，是内秀的。无论当年在商洛，还是后来在省城，京夫都以他的为人和为文，赢得了上好的口碑。京夫文质彬彬，做事低调。其风骨始终内蕴，像软土层下的硬石。他从来不曾张牙舞爪过，锋芒毕露过，因为他不肯，也无须。 我的同学张艳茜在一篇文章中说，京夫伫立阳台，小鸟可以光临他的肩头。这是极准确、极传神的状写，说明他是多么地善良、稳实、温和。从认识京夫到他去世，近三十年间，我听到过“圈子”里外的很多是是非非、长长短短，但关于京夫的，没有，一丁点儿也没有。
文学创作中的京夫，是守道不移的读书人、孜孜矻矻的笔耕者、秉心定志的苦行僧。生活中的京夫，是儒雅的君子、蔼然的长者和可靠的朋友。我和他一起参加文学活动或游览山水名胜，他总是同行者中最随和。最不计较“座次”“规格”的一位。 我读过记者对他的访谈，他谈到贾平凹：“论年龄，我是他的兄长；论文学，他是我的兄长。”我能感觉到他的话发自内心，没有半、点儿虚矫。两年前在商洛开会，闲聊时，我提到1993年的“陕军东征”，他说：“我是凑巧赶上了，我的那部，没有忠实、平凹他们的写得好。”我说他谦虚，他说事实就是那样。他病后，我和张艳茜、姚逸仙第一次探望他时，他说，做手术的前两天，他不断告诫自己。尽量在开刀前写完答应朋友的书序。如果从手术台上下不来，就对不起朋友了。他的话，使我感慨不已。
就在回商洛开会时的那次的交谈中，我感觉到他内心的些许悲凉。那是一种很深沉的悲凉，与生活有关，也与文学有关。虽属两代人。但我能体会出此中况味。他一生，既背负着生活的重担，又坚执着文学的追求，两个频道时而相融，时而相悖，欢愉了他，也困窘了他。他从不抽烟，很少饮酒，起居有常，行止从容。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坏习惯的人，却得了最坏的病。我想，这其中，一定有心境方面的原因。
品格端方、为人笃厚的京夫走了，气质沉静、才智内秀的京夫走了。记住，中国文坛，曾经有过这么一位优秀的作家、一位情操高尚的知识分子。而我们纪念他的最好方式，便是阅读他留下的四百余万字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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