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扉集》：
我住的房子虽小，门外却异常安静，因为西边、北边都有围墙和住户，东边被我在篱笆墙上种了金银花，出门就是池塘，只有一条小路能进来。不但安全，还给人一种小径通幽、庭花别院的感觉。
可自从与邻居发生“领土主权”之争之后，觉得敞着大门已不能保证院子里的安全，尤其是那些绿油油的蔬菜苗，又娇又嫩，稍许刺激就有可能让其一蹶不振。我就又找来四根木杠，钉了一个框中框，框上又钉了一排竹篾，将它以门的形状捆在了大门框上，煞有介事地买来一把挂锁，等我再出门时就把这个柴门给锁起来。
这样的柴门虽防君子不防小人，可小人要是想进来，就必须要破门而入，这破门就是证据，就是把柄，就是图谋不轨的行为。别说还真管用，这一脚就能踹开的柴门，我住了几年始终完好如初。
就是这完好如初的柴门，突然一天被踹开了，从正中间被踹了一个洞，这个洞大得足以使一个大人探身就能进去，完全不用弯腰。这个洞是在我的目睹下被踹开的，我却无力阻止，因为我毫无防备……
那是一个初夏的夜晚，天上的星星稀疏明亮，月儿不知去了什么地方，路灯的光惨淡地照耀着寥寥的行人，匆匆的人影忽而被缩短，忽而又被拉长。就是在这一拉一伸中，我和兄弟董联星走在从市区回古城郢的马路上。
我们每人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都没有要骑的意思，只是推着推着，就推出了一路的伤感甚至是伤悲。
从周广庭老师家出来时，我的神情就有些恍惚。联星说我喝多了，我说没有喝多。我平时是不喝酒的，躲不过去时也就是二两酒的量，量小的人最清楚自己几斤几两，见了酒躲还来不及，哪敢喝多啊？我知道在老师家喝酒我没有躲，因为喝了这场酒，老师就要离开合肥，举家迁往北京了，他临行前请他的两个学生喝酒，学生岂有躲酒的道理？喝的是老师的酒，心中有对老师的无限不舍。
第一次见老师是我入伍的第一年，也就是1979年。
那是我入伍之后第一次离开连队，去两百公里之外的团部，参加新闻报道员培训。
培训班在蚌埠郊区的黑虎山上，来自十几个连队的报道员，基本上都是第一次接触新闻。由于我们对新闻知之甚少，七天的理论课都是老师给我们讲的，讲得深入浅出，从国内的新闻宣传讲到国外的新闻大战，再到部队的新闻写作。可怎奈好老师遇到了笨学生，我这人天生愚钝，对新生事物接受缓慢，对那些高深的理论听得似懂非懂。理论课结束之后，剩下的七天时间我们被分到各连采访，哪想我七天时间里竟没有写出一篇新闻稿。没办法的情况下，只好写了五首诗作为“作业”交了上去。在培训班总结大会上，我是准备好了挨批评的，可万万没有想到，讲到我的“作业”时，老师不但没有一句批评，给予我的反而是满满的表扬。他把我写的诗都逐句朗读、分析，讲出好在什么地方，大家还不时地为我鼓掌。我知道老师是从来不写诗的啊，他不但对我的诗歌评得在理，话语还非常真诚，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就这样，我带着一箩筐的自信回到了连队。从此以后，“周广庭”这个名字与我的人生便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我的第一篇新闻稿是他给我改写之后刊登在《安徽日报》上的，接着又是他把我从连队调到团政治处专职写新闻，我的第一份探家报告是他给批的，因为新闻写作成绩突出，连续三年的立功报告也是他给我打的。
武警总队成立之后，他调总队宣传处当新闻干事，很快就把我调到宣传处当报道员。当得知我超期服役，对提干不抱希望，欲转志愿兵时，他多次找我谈话，让我不要着急，再等等，一旦转了志愿兵再想改变就难了，提干的机会一定会有。
我在当兵第六年的时候，终于赶上了一次北京军区新闻干部教导队招生的机会。
那时安徽总队符合入学条件的报道员很多，而招生的名额只有一个。老师在政治部会议上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按成绩排队，把我作为第一名上报。就这样，在党委会上，我得以全票通过，实现了从穿草鞋到穿皮鞋的命运转变。
十几年里，老师教我的不光是新闻写作，他还教我工作怎样认真，追求怎样执着，学习怎样勤奋，对人怎样真诚，对部下怎样关心爱护……
在一起工作的岁月中，我有了心结都找他解，我有了困难他都主动帮，从内心我没有把他看成是领导，而是好战友好兄长，有时甚至视作父母。当听说他要调走的那一刻，就有一种巨大的、莫名的失落感涌上心头，像鸟儿失去了栖息的枝干。
我不知道喝酒的时候都说了什么，但无论说什么都不足以表达内心对老师的感激和不舍。那会儿我只想用酒来倾诉，只想用酒来掩饰，只想用酒来祝福，也只想用酒来解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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