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歌咏运动和新音乐的前途
大众所需要的救亡歌咏，已由大众自然地应着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凭着过去的努力和工作，已奠定救亡歌咏的基础，展开了新音乐运动的前途。
一九三七年既已是中华民族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大时代，大众所需求的救亡歌咏，亦必更加急切，原因是借救亡音乐力量来增强抗敌的决心，去争取最后的胜利，和创造战时音乐，从而产生新的民族音乐。
歌运虽然还是在萌芽时期，但已经影响到广大民众，这当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尤其在今年，在抗战发生的前后，已播撒那伟大的救亡歌声到全国，虽然还有很多缺点，但可证实现在的歌运在不断地向上发展。在河北北平方面有吕骥、刘良模、赵启海等的努力；山东济南、青岛方面有王云阶、陈田鹤；河南开封之杨岐鸣、程维贤、马可；洛阳之黄佩芬、左正谊、吴荣轩等；郑州之汪秋逸等；湖北武汉之曾昭正、盛家伦、马丝白、杜蕾、熊务民、李行夫、范元甄等；湖南长沙之张曙、黄源洛、胡然、胡投、陈玢等；广东广州之何安东、陈洪等；广西桂林之张沅吉、陆华柏等；福建厦门之沙梅等；陕北之梁浩等；山西之周巍峙、田冲、邬析零等；江苏上海之麦新、孟波、孙慎、应凯、何士德、张吴、谭小麟、洪荒、王复生、冯国柱、陈伯韬等，都拥有极多数的民众和举行了大规模的歌咏大会，同时成立了干部训练班、研究班、宣传队，在抗战期中他们都有了任务出发宣传歌咏，队员亦已散布全国，连每天播送救亡歌咏的人，也都是从训练班出来的。因此，更觉得蓬勃地增长。甚至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也同时努力着写作救亡歌曲，如萧友梅、黄自、李惟宁、刘雪庵、江定仙、贺绿汀、陈田鹤等。此外播送宣传救亡歌曲的人，已经普遍到每个人的责任上，甚至不识字的人也想唱救亡的歌曲，所以救亡歌曲应更多量的产生来供给大众的需要。最近产生的如《保卫中华民族》《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新中国》《祖国的孩子们》《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全民抗战》《起重匠》《游击军》《游击队进行曲》《送勇士出征》《打杀汉奸》《八一三战歌》《救亡对口曲》《大刀进行曲》《青年进行曲》《大众歌手》等那些歌曲，都是民众认为乐意接受的歌曲，而且由时代之需要而产生，差不多都是很热烈、很诚恳的爱国歌曲：此外还有由民谣、小调写成的歌曲，更可以影响广泛的工农和一般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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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救亡歌咏运动的展望
——为上海“八一三”歌咏队内地宣传队而作
一九三八年既为抗战年，我们的每个国民都要有充分力量替整个民族争取最后的胜利。救亡歌咏在抗战年中是文化战线里一道铁的支流，跟其他艺术部门同等发生效力，或许影响民众较其他艺术更直接更普遍。年来歌运的蓬勃可以证实它是中国国民的必需，因为救亡歌运的重要任务是组织民众和激发民众，增强抗敌力量。中国歌运虽然还是在一个萌芽时期，但它的影响不止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当中存在着，而却是会遍及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人们。因此可以认定救亡歌运的广泛和国际性，可以使今日的中国觉悟到他所处的地位和应该保持着的斗争决心，表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的抬头！不愿做奴隶人们的气焰！
可是，在初期歌运当中，我们有不少的缺点：
（一）误解救亡歌咏的意义——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觉悟歌咏的力量，甚至一般人还以为歌咏就是歌咏，没有别的意义的，而不知道歌咏是一种组织工作，抗敌的锐利武器，抗战年中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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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创作歌剧《军民进行曲》一点意见
这二幕三场的歌剧的音乐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开始写的，三十号全部完成了。这短少时间当然不能希望有多大的收获，尤其是在延安物质条件下。我不因为这样就……一个新的艺术作品的产生，都是不像我所想的那样周到的。……不周到我们更应该去拓荒。西洋歌剧能够进展到现在这样，也有它的长久过程和奋斗！假使他们不在十六、十七世纪去大胆地尝试写作，他们也不会突然地变成今日的伟大的歌剧世界（尤其是在苏联）。
中国歌剧是有的，但是多少是比较封建的，而没有创造性，它们虽然有“社会的价值”，但对艺术和政治的价值就贫乏了。在这抗战当中，我们不独要使歌剧要有“艺术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深刻意义，我们还应利用这三种条件去领导全民族，使他们通过歌剧而感到一种新的生命力量，增强抗战的决心。尤其我们要把握这新阶段的艺术，使它灌注在每个民众的心灵里。《军民进行曲》是二幕的创作歌剧。根据目前抗战情形而创制，歌词尽量采取口语，歌曲全是民谣作风，乐队是由中西结合。总的目的是要使中国老百姓看完了感到应军民合作，坚持抗战。但歌词与歌曲是否融合，全剧是否统一，是作者应该虚心地接受大众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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