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金科，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讲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专题等课程，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西文化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在《东岳论丛》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40余篇，合著、主编或参编教材10余部，主持或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等10余项，多次获得省级、市厅级社科优秀成果奖。

　　《中国文化建构和精神自觉的历史回顾与现代反思/光明社科文库》以中国近现代文化建构和精神自觉的回顾与反思为主题，以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文化发展历程为主线，比较系统的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和精神自觉的辉煌历程、伟大成就、文明成果及其对世界文化和文明进步的巨大贡献，回顾和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和当代文化自觉和精神建构的曲折历程、经验教训和时代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建设的发展规律、发展道路、指导原则、战略任务、历史使命、理性思维和方针举措等，为树立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奠定学理依据，探索实践路径举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做出应有贡献。

　　《中国文化建构和精神自觉的历史回顾与现代反思/光明社科文库》：
　　二、唐：有容乃大的大唐文化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辉煌的唐朝文化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占据重要地位。有唐一代，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更加成熟，它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迎接异族文化，最终造就了叹为观止、影响深远的大唐文明。范文澜评价道：“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①
　　（一）唐文化兼容性的原因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唐朝文化，能够对待异质文化兼收并蓄、惠及四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华民族古称华夏民族，《春秋左传正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衣冠、礼义被看作文明的标志，时人认为少数民族不仅生产落后，礼仪文明更是落后于华夏，所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②。民族之分不看地域、族群，不论人种、血缘，只要是认同并学习华夏礼乐文明的就是中原民族，否则就是蛮夷、化外之民，因此，是否拥有礼仪文明、是否成就大一统，就成为明“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的依据和标准。汉朝董仲舒及《春秋》公羊学派的民族观念颇具代表性，这种观念更重视文化礼义因素，虽然提出内诸夏而外夷狄以维护中原礼乐文明，却并不敌视四夷，认为“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③，更加希望以王者大一统的观点促进民族关系发展，“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④，认为大一统是包括夷狄在内的，这也体现了儒家的仁德思想，正因如此，整个中国古代，很少发生无故讨伐、入侵少数民族的军事行为。
　　唐代的民族观念更为开放和理性，对待异族文化更为包容，由于唐代是胡化的汉人所建立的政权，受儒家正统思想束缚较少，华夷之防逐渐淡化，更能够放下对夷狄的偏见去容纳异族文化。例如，唐太宗个人胸怀非常宽广，他根本没有华夷之分，他曾讲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⑤“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①唐太宗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各族人民，着意改善民族关系，被周边少数民族亲切地称为“天可汗…华夷父母”，深受异族拥戴。唐玄宗更是“开怀纳戎，张袖延狄”，这种夷狄一家的民族观念实践在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交流上，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共同进步。
　　文化的高峰是孕育并深化在各民族交往融合过程之中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大量戎狄内迁，与汉人交错杂居，两汉时期，“华戎杂居，所以徕远示恩，彰其归化之盛也。”②到了唐朝，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唐朝对内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归附的民族聚居地区，采取怀柔做法，设立八百多个自治性较强的羁縻州、县。通过和亲与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发展关系，加强团结；在人事制度上，并不歧视少数民族，始终全方位向各个民族开放，不对少数民族在朝廷做官加以任何限制。例如，唐代有宰相24人，来自15个民族。其中有匈奴人刘崇望，鲜卑人长孙无忌、宇文士及、契丹人李光弼、西域人李抱玉、沙陀人李克用等，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卷五记载：“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人拜相，次毕相诚、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日：‘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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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古代中国文化滥觞和精神发展的辉煌历程与历史自觉
第一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先秦时期的文化滥觞与精神自觉
第二章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汉唐宋时期的文化嬗变与精神激荡
第三章 “闭关自守，万马齐喑”——明清时期的文化专制与精神禁锢

第二篇 近现代中国文化建构和精神自觉的曲折历程与历史反思
第四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化冲突与精神困顿
第五章 “救亡图存，由旧趋新”——戊戌运动、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交锋与精神转型
第六章 “民主科学，新潮奔涌”——新文化、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执着与精神决绝
第七章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进步与精神自强

第三篇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精神建构的理性历程与文化自觉
第八章 “积极探索，曲折前行”——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文化成就与经验教训
第九章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时期的文化返正与思潮激荡
第十章 “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文化发展与思想引领
第十一章 “凝心聚力，中国梦想”——习近平新时代的文化自信与宏伟愿景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