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要义精讲读1》：
经典需要细读和精解。上述两则的生动记述首先告诉我们，原始儒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圣人”，其实就是“君子”。宋代周敦颐曾提出“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修养论，后人简称之为“三希真修”。其中所谓“天”乃是“天理”所存处，在具体指向现世人格修养的领域里，“希圣”显然属于最高境界的人格修养诉求。但是，孔夫子却告诉大家：
其一，如果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看作是“仁”的理想境界，那尧舜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也就是说，尧舜仍然处在“仁之方”的发展道路上。求其言外之意，是在说“圣”作为君子人格理想的完美实现，作为儒家仁政理想的完美实现，永远存活在人类的理想之中。若要以这种完美理想为标准来衡量现实中的人格典型，即使杰出如尧舜，也是有缺陷的。而尤其重要的是，被孔子确认为“必也圣乎”，从而已经高于传说中“三代盛世”标志人物尧舜之治国成就的社会文明内涵，其实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民众福祉之追求。很清楚，君子人格理想的社会政治内涵，具有民生主义的思想性质。
熟悉中国儒家文化之发生原理与发展轨迹的人，至此自然会联想到，关于君子人格的讲求之路，主要是沿着“内圣外王”的方向来推进的。从“内圣外王”的内在价值规定出发.孔子对尧舜的批评就更显得意味深长。如果说中华道德政治的基本理念，是“道德规范权力”和“德政以民为本”两大原则的实践统一。那么，孔子把检验圣人君子的客观标准，确定为“博施济众”的民生政治实践，这就意味着古典民本主义的实质是民生主义。不以民生主义为内涵的民本主义，很可能成为“得民心者得天下”这种政权获取机制中的权宜之计。更何况，孔子与子贡借“问仁”而阐明的圣人君子之道，最终是一条永远在路上的民生政治道路。
其二，同样是批评尧舜，“博施济众”的出发点和“修己以安百姓”的出发点，显然是有区别的，如果说前者体现了物质上的民生主义，那后者就体现出精神上的民生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关键在于“修己以敬”的那个“敬”字！
朱熹曾说：“盖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个敬字。”“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有现代学者指出，“畏”是“敬”的极度形态，儒学伦理因此而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深沉宗教意味。
通俗地讲，君子自我修养之际，仿佛与孔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说的“天命”“圣人”同在，于是就会心存敬畏而庄敬自重，就会心怀虔诚而自尊自信。待到“修己以安人”，也就是进入人们常说的“推己及人”的君子人格之人际关系，除了彼此共同的敬畏之心的自然沟通之外，必然还有彼此之间“美人之美”“自尊尊人”的精神内容。循此以进，然后抵达“修己以安百姓”之际的“主敬”境界，“修己以安人”的一般人际关系，值此转化为“修己以安百姓”的社会政治关系，和“修己安人”比起来，“修己以安百姓”讲的是社会上下关系，是帝王君主与百姓大众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去领会，“尧舜其犹病诸”的根本原因，应该说，正在于没有真正实现上下之间的相互敬重，换言之，孔子值此而提出了敬畏百姓和百姓尊严的问题。综上所述，孔门师生“问仁”与“问君子”之际的人格理想阐释，不仅指明了永远的民生政治主题，而且阐明了鲜明的人本主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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