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演讲第六编：有教养者的责任》：
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
1926年9月
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唯不自量，力图救国；无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的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的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有人开辟了道路，我们只是照着他的法子做，便有出路。中山先生说得好，行易知难。我既是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缓地马上干起来。又因最近中国的国民，从国民军退后，受压迫比前更厉害，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已，遂赶紧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走的时候，不是洁然鸣高，来的时候，也不是什么东山再起。现当归国之始，有些必要的话，特掬诚以告国人。
我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自幼失学，及长入伍当兵，逢着庚子年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结下辛丑条约，我受了极强烈的刺激，愤政府失政，改革的思想于是萌芽。后来受了革命影响，也形成了推倒满清的志愿。辛亥武昌起义，我与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榘诸同人，同王金铭、施从云、白亚雨诸烈士，举兵响应，而有滦州之役。不幸为王怀庆所欺，功败垂成，王、施、白及诸烈士即时遇害，我和张、李、韩均被递解回籍，仅以身免。民国以后，我又出来治兵，苦力经营，以成陆军第十六混成旅。袁世凯叛国称帝，我在四川抗兵与蔡松坡联络，并助成四川独立。民（国）六（年）张勋复辟，我正去职养病西山，力疾到廊坊，先马厂誓师而起兵，进攻北京，击溃辫兵。民（国）七（年）南北军战于长岳，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以牵制南下之师。民国十三年，曹锟贿选窃位，吴佩孚骄纵横暴，用武力统一政策，以乱川扰粤，而直鲁鄂豫受其直辖，为祸更烈，并逞其凶残，残杀工人学生，尤为国人所共弃；后来又动全国之兵，攻打奉天，穷兵黩武，涂炭生灵。我与胡景翼、孙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断然的行动，遂率师回京，举行首都革命，倒曹败吴，并驱逐帝制余孽溥仪，以完辛亥革命未竞之功。这一次的意义，一是讨伐贿选，为中国人争人格；二是反对武力统一，用免兵祸；三是铲除帝制祸根，免得再闹复辟的乱子；四是开远东民族解放的局面。当时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标榜，我们看着他遭过失败，养晦多年，当有觉悟，所以请他出来当临时执政，以便做解放民族的事业。不料他出来之后，仍是引用私人，败行失政，解决金佛郎案，使国家受莫大的损失，国人至今痛心。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对于民众不但不解放，而且严重地压迫，弄到后来演成“三一八”的屠杀案子，枪击学生，出了极暴烈的惨剧，政府成了杀人政府，岂有再拥护的余地，所以又有倒段之举。
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从革命的路线上做的，他人不知，乃斥我为几次倒戈，责我为惯于逼宫，这是由于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为述出来，好使国人对于我有明确的认识。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真是有点革命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孙科做了大总统，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是在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不对，就得要革，无论他是亲戚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众的意义上，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吴佩孚张嘴闭嘴所抱守的纲常名教，尽可由学究们放在故纸堆里保存，不能拿到20世纪的民主国里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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