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道可观思想。道家之“道”是宇宙本体，属哲学层面，儒家之道是社会本体，属政治层面，如先王之道、天下有道、文武之道等。子夏在对“道”的思索中提出了“小道可观”的主张，他指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①综观孔子的政治思想，他侧重于社会政治秩序理论的构建，对当时可行性对策缺乏研讨，因而略嫌空疏的儒家也就难免常被排斥于实际政治斗争之外，尽管孔子孜孜以求，但终难实现。子夏总结了早期儒家社会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小道可观的主张。其实，早在孔子在世时，子夏的“小道”思想已初见端倪。《论语·子路》载：“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日‘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②这里的“欲速”“见小利”当是孔子针对子夏为莒父宰的施政方针而言，这实际上体现了子夏的“小道”思想。子夏十分重视躬行实践，他经常教育弟子要不厌从“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末节做起。虽然他不主张人们拘泥于“小道”的探索，但对儒学实践的反思和重新认识而总结出的“小道可观”思想，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建立在“小道可观”思想基础之上，建立在更贴近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这是子夏对儒学的重要发展。
子夏在同魏文侯讨论音乐问题时指出：“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⑧他认为父子君臣之义是礼乐之本，是治国纪纲，纪纲立，秩序稳，人心定。对于纪纲的强调，具有以法治国的政治色彩。子夏还指出：“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④子夏强调了君主应当明智，严于律己，善于行政，这里显露出了鲜明的法家意识。无怪乎郭沫若认定：“前期法家，在我看来是渊源于子夏氏。”①钱穆先生也指出，西河之学“舍礼而折人于法……法家渊源，断可识矣”②。子夏的儒中有法思想，把儒家偏重于个人素养的修为和社会纪纲的规范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以后儒学成为主流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石，这是董仲舒外儒内法、儒法合一思想的渊薮。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完善自己，提高道德修养，成为一个持身严谨、好学不厌、雍容祥和的君子，他虽然不反对弟子们投身政治，但他更欣赏虽清贫仍坚守学术阵地的弟子，他把颜回看作是真正的学者的典范。子夏引申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张从政者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者有余力就去从政，从政不忘学习，学习可以从政，通过学习来完善自己。学习不能仅仅是明理，应把学习和事业连在一起，进身仕途，报效国家。为仕并不是目的，要肩负起责任、义务、道义，不能放弃学习，做到仕、学兼得。春秋时期，世族子弟凭借家族门荫，少年即入仕，没有经过系统学习，文化根基较浅，所以他们从政以后，行有余力，应该学习文化知识，提高素质修养，对于从政很有帮助。而普通知识分子，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才能，但无施展之地，学有余力可以出仕，像子张、子路、冉有等。这也是孔子的一贯主张，学而优则仕，行仁政于天下。但不管先从政而后学，还是先学后从政，子夏都强调了学，勉励学生要孜孜不倦地一心向学。子夏对仕与学关系的辨析，使学人从此名正言顺地走上了读书为仕的道路，为儒学的广泛传播开辟了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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