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30）》：
四、文学课程的网状结构与语言教育的“此消彼长”
可以说，无论是清华大学时期，还是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开设的各门外国文学课程之间形成了一种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既可以使学习者从面上把握欧洲各国古今重要之典籍及文学源流脉络，各时代文学发展的主要特征，也可以使学习者精细研读名家名作。例如德国象征派诗人课程提出，用德文研究比较深奥之德国诗人者可入此班。显然，课程群和系列专题课程为造就未来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重视外国文学课程的开设，以此来形成浓郁的人文氛围，达到培养“博雅之士”的目的，已经成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办学指导思想和课程建设特点。直到西南联大时期，文学史的课程才略有减少，增加开设了“印欧语系语言学概要”等语言学课程。但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培养目标未明确提出过……外文系的课程以英语和英国文学为主，语言理论课程较少”这一情况表明，随着现代语言学学科的发展，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已经认识到语言学类课程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此时，尽管外国文学课程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西南联大语言学课程的开设在民国大学外语学科建设中已经具有了标志性意义。
其实，只要我们联系20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外语系的课程设置，就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一教育思想的根本转变和语言学教育在外语教育中成长、壮大的过程。清华大学外语系恢复重建后第一届1983级的课程中连“英国文学”也没有设置，1985年招收的“特殊用途外语专业”，文学课程仅有“英国文学”一门，语言学课程则有“英语发展简史”、“第二外语”、“语篇分析”、“功能语法”、“普通语言学”、“文体学”、“计算机语言程序设计”、“特殊用途英语”、“测试”等。同样是外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课程群的设立，已经与民国时期清华外国语文学系的课程设置大相径庭，课程设置的思想完全颠倒了过来，“语言学转向”已经改变了该校外语人才培养的路径，文学教育已经退到了边缘位置。
我们认为，民国时期以清华大学等一流大学的西洋文学系为代表，虽以本科教学为中心，但对基础课的学习有严格要求，培养目标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学术研究专家的培养，以广博、专深之外国文学课程群的设置，达到研究高深学问、造就博雅之士、为国储才的目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为提高阅读、审美、翻译和作品分析能力，设置了方向各异的众多外国文学课程群，既包括文学通史、文学、戏剧断代史，也包括诸如莎士比亚悲剧、喜剧与生平以及巢塞、弥儿顿、易卜生等各类专题研究，甚至是某一作品的体裁研究。许多学生后来成为古希腊、罗马文学、英国文学、欧洲文学、戏剧、美国文学、法国文学、意大利文学、莎士比亚、弥尔顿、易卜生和英语语言文学等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或专家。这与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吴宓对外国文学学科的单一课程设置也提出了批评，认为“现在各校之外国文学事实为单一的英国文学系，世界之大，何得仅限于英国文学？规模大之学校，宜分设英、法、德、意、俄文学系及印度、伊朗、日本文学系，规模小者也应设西方文学系、东方文学系及俄罗斯文学系”②，如果学科设置一时难以达到这一标准，也要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广博的特点，以求为国家培养多方面的文学人才。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这一系列纵横交叉的外国文学课程的开设模式，其教育思想都着重于以铸造为学问而学问的所谓纯正学术精神为目的，课程开设主要强调厚实的文学基础知识，而非以培养实用外语人才为目标。由于这一广博与专深人才培养方针的确立，有些外国文学课程的开设甚至不惜有所重叠。总之，清华大学外语系科在现代中国大学自主办高等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在激烈的学科、师资、生源竞争中，把外国文学课程的开设放到了重要位置上，由此也奠定了它们同中有异的鲜明办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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