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与批判：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方法论论争》：
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差异在于阿多诺始终明确地站在批判立场上，形成了从音乐美学批判到大众文化批判、从纳粹主义批判到资本主义批判的完整理论路径；而拉扎斯菲尔德的批判则是不完全的、隐蔽的，甚至有意回避的一种思想意识，或者说是潜藏于意识表面之下的潜意识。这一方面是学者个人的学术趣味使然，一方面是学术氛围使然，阿多诺选择的路径是哲学，并由此进行激进的批判。他认为现代社会限制并束缚了个体的自由，在审美及趣味表现上被大众文化所销蚀瓦解。哲学面临着一个难题，即如何在批判理论条件下，使一种有关大众文化的思路活跃起来。拉扎斯菲尔德则认为实证是对批判理论的一种补充，认为定量技术比定性技术更容易传递，直接明确的阐述是社会研究和理论进步的前提。相对于社会文化批判，他更感兴趣的是迎接方法层面的挑战，以及如何运用商业资金做感兴趣的项目，并将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后文将具体论述默顿对这一认知的推动。
批判理论之所以能够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得以建立、完善并发展成学派的旗帜性理论，是与学派绝大多数成员的犹太人身份密切相关的，他们或是犹太人或是犹太人后裔。这种民族血脉关系将他们无形地联系在一起，并在思想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大都受到犹太教的影响，犹太教拒绝承认基督耶稣为救世主，宣称弥赛亚还没有出现，这使犹太人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大陆遭到长期排挤和打击。由于基督教传说中，犹太人犹大出卖了耶稣，因此，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持敌视和警惕态度。犹太人虽然在经商上具有高超的才能，但因发放高利贷致富，又为欧洲人所鄙视，从而被排挤于欧洲主流社会之外。无论是来自上层社会家庭的霍克海默、阿多诺，还是来自一般家庭的弗洛姆、洛文塔尔，他们中最幸运的人也免不了有社会局外人的经验。他们最基本的共同经验是：再恭顺也无法使自己成为社会庇护下的一分子。这种相同的犹太背景和惨痛经历，使他们凝聚在一起。纳粹对他们的迫害使他们逃离欧陆，流亡美国。犹太人的历史和实践表明，他们善于在困境和苦难中寻求真理和出路。大流散以来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思想意识中最根本的因素就是批判和反抗。众所周知的思想家马克思、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文学家茨威格、文化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哲学家斯宾诺莎和维特根斯坦等都具有犹太血统，他们对文化的思考都具有批判性和反抗性，这极大地拓展了人类思维的可能性，捍卫了自由的思想空间。正如萨特在《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中所言：“犹太人……接受了他周围的世界，他加入了游戏，而且遵守所有的那些礼仪，和其他人一起跳着那种可敬的舞蹈。而且，他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他是允许自由竞争的制度下的自由公民，所有社会荣誉和政府职位都向他开放。他可以带上荣誉骑士团的勋章，他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律师或内阁大臣。然而就在他达到法治社会的巅峰的时刻，另一种无形的、弥散性的、无所不在的社会片刻之间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且将他们拒之门外。即使是最伟大的成功也无法让他进入那自认为是‘真正’的社会的时候，他对荣誉和未来的虚幻感是何等强烈！”跻身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却普遍遭受“局外人”的歧视，而无法进入主流社会，这正是犹太人竭力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初衷。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正源于其对资本社会的失望和怀疑。犹太人在当时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受到了相当程度地限制、排斥、敌视和残害，很多犹太人沦为无产者或贱民，这促使他们不断反思资本主义，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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