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活反了：王小妮研究集/隐匿的汉语之光·中国当代诗人研究集》：
而在同题的随笔中王小妮则写道：“应当有另外的人，只为自己的心情去做一个诗人，他要另外去劳动才能不饥饿，他要打一盆水才能除掉灰尘。他是最平凡的人。他可以写字，也可以不写。他只是在那些被锁定了的生活之中，感觉空隙，在空隙中发现光芒，时限极短，光活泛起来，生动起来。他在那会儿遭遇到另外一个飞掠而过的世界。”
我非常认同这种不把诗当作一种职业，当作谋生手段，或者当作改造世界的工具，当作炸弹和旗帜，“只为自己的心情去做一个诗人”的态度；更欣赏这种像海一样“呼吸和想”，把感觉、经验望到“透明”的精神。我觉得，这里包含了诗歌写作两个重要的层面，一是回到有话要说这一基本前提，自觉面对自己的内心经验，二是又不把经验直接等同于诗，而是重视宁静的观照。我认为，前者，使王小妮汇入了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潮流，而后者，使她的诗超越了一般的“个人化写作”，显示了自己的品格。
王小妮是20世纪80年代就为许多人热爱的诗人了，但我相信直至意识到“重新做一个诗人”的20世纪90年代后，她才发现诗歌与自己的内心如此贴近，才享受到诗歌写作的自由与快乐。这并不是说王小妮20世纪80年代的诗写得不好，相反，我至今不能忘怀她写的人走出长长甬道后瞬间的晕眩感，以及北方农人石头一样的沉默与坚忍，不过，王小妮的那些诗，呈现给我们的，是感觉的独特，是捕捉瞬间的才华，但抒情观点、艺术趣味和想象方式上，并没有特别过人之处。而在20世纪90年代，王小妮不仅获得了比较明确的诗歌立场，而且写得比较自由，几乎可以说信手拈来、自成境界了。
我猜想，王小妮在20世纪90年代写出最好的作品之前可能有一个女性主义的过渡。她20世纪90年代初写的《应该做一个制作者》，表现了女性只能通过书写才能显示存在的观点（“我写世界／世界才低着头出来／我写你／你才摘下眼镜看我”）。但女性主义对王小妮的启发并不是单纯的性别视野，更不是玛杜莎式的复仇风暴，她也始终没有认同普拉斯式的自白风格，它的意义只是帮助王小妮在价值失重的时代更深地进入了内心经验、个人记忆和被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压抑的日常感觉，开始品味琐碎、平凡的事物对于个体生命的意义。她宁静地注视这些东西，“……望着墙壁／直到它透明／……在光亮穿透的地方／预知了四周／最微小的风吹草动”（《重新做一个诗人》），最终找到了一条以个人经验探索世界、领悟生存境况的道路。她坚信这条道路，甚至在一首叫作《不认识的人，就不想再认识了》的诗中宣称：“到今天还不认识的人／就远远地敬着他／三十年中／我的朋友和敌人都足够了／……我要留出我的今后／以我的方式／专心去爱他们／……从今以后／崇高的容器都空着／比如我荡来荡去的／后一半生命。”
我是在《诗选刊》2001年11月号读到《不认识的人，就不想再认识了》这首诗的，并将它选人了《2002-2003中国诗歌年选》。后来，徐敬亚告诉我它是1998年的作品，我相信。因为这首诗与她的《回家》《最软的季节》《台风》等诗所处理的内心经验相近，是最个人也最锐利的创伤性经验；同时，在情感上也还稍显峻急。50年代出生的那代诗人青少年时期有许多创伤性的记忆，它往往成为跟随他们一生的梦魇。然而，文本中的说话者，并不是真的要延续旧人旧事的记忆，坚持过去的生活方式，而是在反省和清理自己的记忆和经验，面对世界与自我的真实：那些被“大社会…‘大历史”所忽略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那些被“崇高”所排斥的琐碎人生，那些被现代主义美学所遮蔽的“简单明白的感情”，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