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越铁路：在高原与大海之间》：
随想：当世界已掀起铁轨狂飙的时候
我们应该记住昆明古城最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那是在600多年前，明朝皇帝朱元璋派义子沐英与傅友德将军一起，率30万大军攻占了昆明，征服了云南。那是一段历史的“终点”，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起点”。当时的昆明，在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已是“一座壮丽的大城”，但在正值中年的沐英的眼里，昆明与中原富丽堂皇的城邦相比，简直就是“天荒”，是蛮夷之地，土俗得不堪入目。沐英要做的事是，把那些异类的土屋拆除，把典籍烧掉，重新建造一座干净而坚硬的砖城。他在昆明苦心经营了八年，所使用的“妙方”，是让伟大的汉文化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当时，昆明的城门、城楼和街道名称，比如“咸和门”“殷春楼”“丽正门”“眺京楼”“长春街”“太和街”“福照街”等等，都是一个个精美的汉语，都昭示着明朝中央开发边疆的一条伟大的“文化战略”，用他们的儒气、骈文歌赋、琴棋书画、园林和汉语典籍等等，熏染这些粗俗鄙陋的河山，并以卓尔不群的文化品质深刻地改变着这片土地上的子民，让昆明与内地的城市文化一步步“接轨”，以保持着呼吸一样的“同步”发展。可以说，数百年之后，昆明已被彻底改变了，城里逐年堆积起蕴含着汉文明因子的“观念”“故事”“财富”和“风俗”，一天天彰显出这座精美而壮观的汉式城邦的厚重、悠久、光华，同时也日趋保守、彷徨、散淡、阴郁、怪异起来，似乎失去了梦想，失去了动力，似乎再也不会发生如同西方一样的“文艺复兴”。
在清代末年，有一位生于嘉庆六年（1801年）的朱姓老太太，她“娴于诗，工于文，复善书”，活了89岁。她在世时，特别喜欢用赞美的口吻与儿孙们讲述昆明昔日的“繁盛”。她说：“在嘉庆年间，我们朱家是在大西门外靠近三分寺的一条长街上。住的房屋颇宽大，建筑于乾隆初年。屋后有小花园，很雅适。这条街道很长，向北去，即接近麻园。此虽不是一条繁盛街道，可街的两廊却有不少铺户和民居，而且街上如菜市、肉案、酒馆、茶居、饺面馆、甜浆馆等各行俱全。”在她出嫁到南城门外靠近得胜桥竹子巷的蔡家后，花四分银钱乘坐轿子回娘家时，所经过的云津铺、金马坊、碧鸡坊、盐店街、三市街，“都是些繁盛已极的街道，行人时时往来不绝。在冬至后及正月十五后，横过顺城街，从轿窗里望去，只见街之两廊屋檐下，挂满了牛干巴，而且牛腥气充满于轿内，真不知道这条街上的居民，每天要宰杀多少牛来吃……到了大西门外正街，市面上就繁荣了，仅布铺就有七八家。其他行业，无不齐全”。老太太在当时也算是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因此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会追求“时尚”，所以在她无所不谈的话题中，始终弥漫着“时代气息”。她说：“珠市桥，是一售卖珠宝玉器的市场。在此一市场上，玉器铺只有二三十间，还有腾越（腾冲）客挟些珠玉来，就在此摆摊售卖。有一次，我在一摊子上买了一大块血珀，重四钱五分，才去银八钱。如陪嫁我的一对玉手镯，两只都有着寸半长的一节秧黄翠，而又是绿白分明的老山玉，才去了七两五钱银。我钉帽箍的一颗滚盘珠，只有一粒黄豆大，买时才去银一两八钱。所以有人说，是时的珠玉，直贱似瓦砾。”老太太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对各行各业都充满渴望，对万事万物都牢记于心。她说：昆明“道路宽阔，烟户密集，房屋栉比，楼阁云连，巷道参差，店铺杂错。市面之上，货物山集，行人流水。早有早市，午有午市，夜有夜市。而最热闹、最耐人游乐者是云滓夜市。其售卖之物，可称百样俱全。又是灯光灿烂，烛火摇红，行人扰扰纷纷，必自黄昏达于清旦。”
当时，曾有一个有心人，站在昆明南门，即近日楼下，通过细心观察和统计，留下了这么一组数据：每10分钟，有803个行人，23乘轿子，43只马匹，从南门走过。由此可见，那个时代还没有太多的交通工具，除了步行，就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力车、牛车、马车。那时的人们，与世界，与他人联系的方式，最主要的就是步行，或者还有骑马、坐轿，乘人力车和牛车马车，而骑马、坐轿、乘车，在当时来说，也只能算是另一种方式的行走，都离不开轿夫、车夫的脚，离不开牛马的蹄。
人们骑马、坐轿、乘坐畜力车，双脚获得了暂时的解放，享受到的是悠闲的呼吸，放松的身体，颠簸的节律，相互的闲谈，往往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速度，过着一种真正的“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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