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书法七十年》：
1944年，区长让我到下叔村当教员，不久又让我当高小校长。论文化我真是不行，论工作经验倒是绰绰有余，尤其会教歌也是一大优势。后来到巷北当校长时，我就加上了书法课。我任教的每一所学校都很注意音乐、戏剧活动，书法活动也很是活跃。这大概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巷北，我还自制了一把小提琴，引起下乡搞土改的抗敌剧社的龙康和王佩芝的重视，他们听到我发音很宽，音量也大，而且识简谱，也懂得一些戏剧常识，想调我到抗敌剧社去，因为县委不同意，没有去成，我失掉了一次再造的机会。在杨各庄高小工作时，我还是以书法打开局面的。杨各庄是个老区，有一位教师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学问很好，叫臧方文，像我这样的“土包子”，人家是看不起的；对村干部来说，前前后后调了不少校长，也都很一般，学校没有什么起色。有一次，杨各庄起庙会要唱大戏，舞台上要挂匾，众人到学校请臧老师写“蜃楼”两个大字。臧说学校没大笔怎么写。来人很尴尬。我说可以把几枝小笔捆起来写。臧有点不理解，于是推脱了：“那徐校长写吧！”我说：“还是臧老师写。”他一直推脱，再三不写后，我只得包这个“粽子”了。我拣大些的笔，捆了四支，中间一支长出一些来，作为中锋，“蜃楼”二字到底是写成了，而且得到大家的赞赏，更有好事者在看戏时宣传我徐某如何如何有学问等等。1948年，我又调到西朝阳村当校长，去了不久，就有一位解放军来找我，并拿出一封教育科的信，原来是让我到塔山坡去写碑文。塔山坡离西朝阳不远，也就六七里地，被书碑的人是解放军十一旅参谋长钟天法，他是在清风店战斗中牺牲的，长征时的红军。这件工作是一位解放军同志主持的，他是十一旅文化科科长。塔山是离太行山几里地忽然突出的一座尖顶圆形孤山。我去时，石碑都已准备好，帐篷也搭下了，共有六七通碑，大部分是按标语式碑文裁的石料，只有一通是圆柱六角形的幢形碑。那些标语碑王科长主张写美术字，因为那时写美术字很时髦，认为那样才是带有革命性的形式——就是用铅笔画出轮廓来再去填墨。我总认为那不是写字，于是就用手写出的美术字直接上石。离塔山坡不远有个村叫荆尖，村里颇有些书法传统。民国年间，这个村出了一个有名的书法家叫冀兆强，他是写颜体书的，但比华世奎用笔还肥，间架也雄壮，在县西北山区，凡粮袋上的字都是他写的，我家的钱褡裢上也是他写的字。他死后虽然没有后人继承，但村里也有懂得书法的人。每天都有人来看我写碑，只是光看不说话。有一天，北关薛树棠也来看，还是没说话，当时我也没有谦虚几句，很是没礼貌。按说薛在当时是完县写字最好的一个人，但没有请他写碑的原因是，他成分不好，又属于绅士圈内人，思想也比较落后。当写到钟天法自传和履历的时候，因字数太多，又是在六角幢石上写，要用美术字写不仅费时间，也不好看。因此我向王科长建议还是用楷书写吧。王科长同意后，我便准备用楷书写。经计算，每个字比鸡蛋小一些——还是用我的柳公权再加行书笔意，使其不致拘板。这时王科长又找了一个帮忙的，是一位老先生。他来这里的任务主要是提词，王科长怕把字遗漏或写错了。老先生很认真，在写以前，他先提第一句，然后提第一个字，有的字提得很清楚。如“天”字他就提是天上地下的“天”，不是种地的“田”；再如“志”，就提是同志的“志”，不是智慧的“智”等等。当写了几十个字后他便说：“休息休息，抽口烟，喝茶！”我那时正年轻，性子急，不想休息。老先生看出我的意思，就谈起了不能写快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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