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眼灯唇录/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
我仔细搜寻记忆库中的每一个角落，姨夫生前留给我的仅仅是一个短暂的瞬间画面。画面的生动才使它经受了岁月的风尘：家人围坐在餐桌前，穿着长衫的姨夫让四岁的我坐在他的腿上，他用筷子蘸了杯中的酒，然后点在我的舌尖上。看着我被辣得龇牙咧嘴的样子，他开心地大笑起来，还要在我的脸上亲昵地拧上一下。朗朗笑声还在耳畔，然而时光已悠悠逝去六十载。儿时的记忆中如果说还有一段是关于姨夫的，那就是半夜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和姨姐哭泣地告之其父去世的消息。我的父亲也曾感慨地说：“云若去世太突然，晚上我们还在一起吃饭，几个小时后人就没了。他正写一篇小说，叫《云破月来》，在《星报》上连载。我们还商量好由我给他配一些插图”
据说姨夫的丧事很是隆重，出殡那天聚集了不少津门父老，而我却没有丝毫记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因母亲过世而住到姨姨家。在姨姨的卧室中，墙上挂着一幅画像特别引人注目，那是父亲为姨夫画的一幅素描，两道浓浓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目光透着英气和慈祥。这张画像是姨姨的珍爱。她说这幅画像记下的是云若的神采，比他的任何一张照片都好。那时我正上中学，对姨夫写的小说已有耳闻，而从姨姨口中得到的总是那样几句话：“他写那样的小说，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他有时要应对几家报馆的催稿，取稿的人在楼梯上排队等着，他写了这段又写那段，好在他倒也不会写串了，真够难为他的。尽管这样我们仍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
姨夫究竟写的是哪样的书？我的好奇心从姨姨那里得不到解答，因为她一直恪守着姨夫立下的规矩：家中的女人不准看他写的书。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姨姐为纪念其父逝世四十周年而撰写的文章中得到印证。文章中写道：“在我们的记忆中，每天取稿者此去彼来，轮转不已，他却从容命笔，故事情节绝不相互混淆，而篇幅长短基本一致，字迹工整，从不潦草应付。”“他写的稿子从不修改，也没有底稿。印成书，他也不保存。当然家属们也没有阅看机会了。”“在他生前与友好往来时，家人也只有送茶和迎送而已，从来问不得详情”
说起我第一次捧读刘云若先生的小说，还有下面一段故事：我在姨姨家的卫生间里偶然发现了一个秘密，在洗澡盆下的一个角落放着一本竖排版的书，封面上赫然印着刘云若著，书名是《小扬州志》，后来得知都是姨姐偷偷放在那里的，难怪她一蹲上马桶就不出来。我也如此照仿，一进了卫生间就抓起洗澡盆下的书，坐在马桶似懂非懂地读着，有时竟忘记了时间。不久，这个秘密被姨姨发现，洗澡盆下的书不见了。正是坐在马桶上读到的断断续续的片段让我产生了对姨夫最初的敬仰——他是一个会写书的人。
“文革”的到来让我这份朦胧的敬仰彻底粉碎。我去外地参加革命大串联后回到姨家，所见情景让我产生了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惧，从此住在学校里再没有回去。一直到入冬，天气寒冷，我才不得不从学校开了一份证明回到姨家，找到街道的造反派打开箱子的封条，取了御寒的棉衣便匆匆离去。随着姨姨家墙上那张画像的消失，我心中的姨夫也渐渐离去。
当祖国的文坛再次迎来百花齐放的繁荣时，刘云若先生被列人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他的《春风回梦记》《恨不相逢未嫁时》《旧巷斜阳》等一批小说陆续被一些出版社出版；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相继问世；介绍其艺术成就的文章不断出现在津门的报纸、杂志和书刊上。这位民国时期享誉全国的现代言情小说作家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肯定，被称为民国通俗小说史上领袖群伦的巨匠。从那时起我才开始重新认识刘云若先生，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莫名其妙地把他的小说加上了黄色的标签。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我走出那个思维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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