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体部分包含了五个篇章。正如前文所言，由于既有文献相对较为缺乏对中国农村制度背景即人口流动“推”力的研究，我们将本书的重点置于对人口流动的农村来源地的研究。本书的前三个篇章，分别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对农村制度背景及其与人口流动间关系的探索。而本书主体部分的后两章，则分别从流动过程，尤其是户籍身份转换过程的角度，以及从人口流动的城市目的地的角度，来对人口流动过程所受到的制度制约及其社会后果进行探讨。这些章节试图兼顾每项研究的独立性，与各个研究之间的内在逻辑。接下来，我们分别对各章的研究及其逻辑链条简要叙述。
本书的第一章以回顾的视角，探索中国农村制度变迁过程及其对农村劳动力配置的影响，这构成了本书的基础。要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人口流动，必须首先充分研究中国农村就业结构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第一章以非农工作的获得问题为视角，考察其在建国后至上世纪末的时期变化过程，并探讨非农工作获得在农村社会内部的决定性因素，尤其关注一系列的国家政治运动与改革过程如何影响农村社会分层。
基于“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数据，以非农职业获得为窗口，第一章的研究系统地考察了建国后至改革开放时期农村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社会分层。我们发现非农就业机会的波动与国家政策方向息息相关：大跃进运动和市场化改革都见证了非农就业率的高速发展，而政治方向的收紧则意味着非农就业的低潮。从非农职业分配角度看，首先，曾经被国家妇女解放运动以及“统分统配”政策消弭的性别差异，在非农就业机会非常稀缺的文革和改革初期又重新兴起，而后又被农村女性广泛参与的“民工潮”所打破；其次，教育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显著提高农民实现非农转换的概率，且其影响非常稳定；第三，不同政治资本的回报对国家政策、尤其是重大政治运动异常敏感：阶级出身仅仅在政治环境极“左”的大跃进和文革年代影响人们的职业生涯；党员身份作为一种政治筛选的信号，其影响在私有部门兴起的改革时期大幅下降；父亲的干部身份则一直显著地影响非农职业获得，反映出再分配权力在转型期的延续；最后，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在文革及之后的时期，农村非农职业的总体代际传承性大幅降低，这可能是国家一系列平等主义政策的结果。这些实证发现，构成了我们探讨新世纪中国农村人口流动，或者更一般的，农村劳动力配置问题的基础，也充分说明了制度背景因素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