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编审的视界：鲁迅·国际友人·现代文学》：
怀着尊敬和虔诚的心情，十分认真地拜读了“世纪同龄人”夏衍先生最近的一篇重要谈话——《夏衍谈“左联”后期》。这是一份有着较特殊意义的史料。它确实提供了不少鲜为知的史料，譬如：“左联”筹备时，创造社等三个方面各出四名人选，再加上代表“文委”领导的潘汉年总共是十三人；关于由冯雪峰、潘汉年陪同鲁迅和李立三秘密会见的地点为什么偏偏选择在“爵禄饭店”等等，类似这样一些材料应该说都是较为珍贵和可信的。与此同时，它又极其坦率地表明了夏衍先生对三十年代一些重要问题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的见解和看法，例如有关两个口号之争等种种问题。囿于个人水平和篇幅限制，现在不想对这篇“访谈录”作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这里，我仅仅就所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之提出，至今仍是一个“疑团”与“难解之谜”的问题，另摆一些与夏衍先生所谈不尽相同的事实与有关回忆材料，以供夏衍先生与研究者对照比较和参考。
夏衍先生在这篇访谈录的结尾又“旧事重提”地谈到了两个口号之争，并说“那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究竟是谁提出来的？是一个疑团。到现在还是个难解之谜。”原因是“当时‘国防文学’这口号早已存在，已经叫开了，又为各方面所接受.……怎么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呢？真是标新立异，不利于统战。”
夏衍先生是当年这场论争的亲身参加者，又是“国防文学”口号的主要倡导人之一。按说，对这场论争的起因，来龙去脉，是非得失，历史功过等等理应比我们这些局外人和晚辈要清楚明白得多，不仅最拥有发言权，而且也应最具有权威性。夏衍先生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特别是文艺界惊心动魄的反右斗争和“文革”浩劫之后，倘能站在今天的政治高度，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冷静理智地去审视这场论争，从而做出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评价，正确地总结其经验教训，以利于推动我们社会主文艺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昌盛，是并不困难、也理所当然会受到人们真诚的欢迎的！然而，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夏衍先生从五十年代的所谓“爆炸性发言”①到八十年代的《往事》②，直至九十年代初期的这篇“访谈录”③，它们对两个口号之争（其中也包括对冯雪峰、胡风这两位令人尊敬而又十分同情的作家所作的批判与评论）的具体表述虽然不尽相同，但总的观点却基本未变。这里并不想也无必要将这几篇文章、讲话逐一进行比较和分析；我倒是觉得夏衍先生在任何形势下都能敞开心扉、直言不讳地亮明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所认定的是非标准，倘从提倡讲“真话”这个角度来说，也的的确确极为不易，令人钦敬。
现在，我只想就“访谈录”结尾所说的“疑团”与“难解之谜”，摆些史实，略抒管见。
夏衍先生说：“‘国防文学’这口号早已存在”，完全正确；但说：“又为各方面所接受”，未必如此，不敢苟同。
首先，原左联主帅鲁迅先生当时就持怀疑态度，并未接受；巴金、胡风、萧军、萧红等团结在鲁迅周围的作家，或受鲁迅影响的许多青年作家也未接受；不仅如此，后来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的数十位作家、诗人、批评家、翻译家、编辑家，其政治倾向无论是进步的或所谓中间的也有许多是没有接受“国防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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