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
么书仪
1971年的暑假，我到南昌鲤鱼洲——当时的北大“五七干校”，去探望已经从老师变成了“男朋友”的洪子诚。在南昌下了火车，辗转找到了北大干校驻南昌办事处，晚上躺在黑暗中，北方人的我第一次知道了想要在铺着一张凉席的硬板床上入睡有多难，大概那是需要“童子功”的。第二天中午过后，我才坐上了每天一次往返于鲤鱼洲和办事处之间的拖拉机，在一路颠簸中到了鲤鱼洲。
中文系在北大的代号是07，在干校就是七连了。走近一个大草棚——那是七连的“五七战士”集体宿舍，草棚下面是许多挂着蚊帐的单人床，蚊帐杆上挂着五颜六色的雨衣，蚊帐上面还捆绑着各色塑料布，想来是挡雨的……色彩各异的雨衣、塑料布和塑料绳构造出一片凌乱，只有床下一双双摆放整齐的雨靴还昭示着主人们的良好习惯。
我被安置在一间客房里等候洪子诚，正在拍蚊子的时候就听到外面有了“稍息”“立正”的口令声，就知道一定是“五七战士”们收工了。我出门看了一眼已经解散了的队伍就又退回了屋子，令我惊讶的是，所有我当年的老师们全都是光着膀子、光着脚，只穿着一条短裤和一双塑料凉鞋，短裤多是杂线织成的粗糙的“再生布”（用已经破旧的棉织品重新处理，再次织成的棉布）做成的……洪子诚走进屋，也是这样的打扮……他要我出去和老师们见面，很平常地说：“没关系，都这样，南昌太热。”我只好走出屋，去和认识的老师打招呼；老师们可能也不习惯这样面对昔日的学生，和我说话的时候全都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似乎这样就可以遮挡住自己没穿衬衫的不雅，几句话过后就借故匆匆地消失了。
三年前“文革”时候的“黑帮、走资派、陆平的爪牙”、六年前我上大一大二时的系主任向景洁，已经变成了北大“五七干校”七连的副连长（正连长是图书馆学系的原书记闫光华）。看见他的时候，我的内心马上泛起了惶愧不安，想起了在二院批斗他的时候，自己也是站在远处高呼过“打倒向景洁”的啊。可是向主任的表情却已恢复了“文革”前的开朗和儒雅，对我也比上学时候多了几分亲近。
当时，老师们叫他“大象（向）”——离开了学校，住在同一座草棚下，都光着膀子……老师们也变得无拘无束起来。向主任因为身躯肥胖，变成了“大象”；三位年纪比较大的女老师被合称为“蓬皮杜”，其中就有彭兰先生和“留办”的老师杜荣，杜老师是林焘先生的夫人；一位好口才、喜辩难的老师被叫作“雄辩胜于事实”（“事实胜于雄辩”是“文革”中的常用语），这外号因为太拗口不那么流行……阶级斗争相对松弛、以劳动为主的干校生活让老师们像是回到了学生时代。
9月1号晚上，在我打算回北京的时候，大向带领着金申熊先生、顾国瑞先生敲开了我的门。他们穿得衬衫长裤、衣冠楚楚，却都是一手拿着擦汗的毛巾，一手拿着蒲扇来找我谈话。三个人显然是经过准备的，谈话大意是：你和子诚相隔两地，此次回到新疆，再见面就要来年了，你们都到了婚嫁的年龄，子诚今年已经32岁，你也已经26，我们都是子诚多年的同事，都了解他的人品，子诚是个老实人，不会花言巧语，我们可以向你保证……那一场谈话使我至今记忆尤深，因为那促成了第二天我们的结婚——那时候“老实”和“努力”几乎是所有人的衡量尺度，而系主任和我的老师们的“保证”让我深信不疑……
第二天，大向给了洪子诚一天假，我们就从南昌领回了结婚证、买回了水果糖。
回到我的客房门口，看到门框上已经贴上了一副喜庆的对联，隔壁卫生室住着北大校医院的院长孙宗鲁，他掀开门帘笑着说：“大向命令我给你们写一副对联，我的毛笔字不好看，也不敢违抗他的命令，献丑！献丑！”这时候我才仔细地去看那副对联的字，中规中矩的字体并不输给中文系的教师，这位上海医学院的高材生显然是训练有素。客房里面我的单人木床旁边已经拼上了洪子诚的床板，两条凉席长短不一，床上悬挂着双人蚊帐，那应该是白天我们俩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向主任差人做的吧？
吃过了晚饭，大向就开始张罗我们的结婚式：先让我给工军宣队送去了水果糖，请他们过来参加。然后，中文系当时在鲤鱼洲的教师都集中到宿舍前的空地上，围坐成一圈。那天，老师们都穿上了背心或者圆领衫，正式的长裤或短裤，腰里扎着皮带，俨然又变回了原来的师长……
大向宣布，为了庆祝婚礼，由大家表演节目，按照毕业年限，以长幼为序，唱歌可、唱戏可、快板可、山东快书可、说笑话可……只记得最后一个节目是最年幼的70届毕业生马大京（他因为“文革”中有“反动言论”被推迟分配，跟随着工、军宣队到北大干校劳动锻炼）的小提琴独奏曲，似乎是“梁祝”，而我表演了京剧样板戏《海港》清唱……仪式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天早上他们都要下地干活……我们收到的贺礼有好几本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老师参观井冈山带回的小手绢，还有一个装《毛主席语录》用的精美的小竹箧，那是吕乃岩老师送的……
回到我的客房，教现代汉语的王理嘉老师和他的妻子余瑷瑜抱着两只新枕头敲开了房门。两个人穿着整齐，文雅客气地表示了祝贺之后，放下枕头就告辞了。看着崭新的洁净的白布绣花枕头（那应该是他们从北京带过来准备自己用的），感觉到王老师夫妇的细心和好意，我们俩互相看看满身的汗水，决定还是不要弄脏它们，洪子诚用一条绿色的军毯卷成一卷，放到床板上充当了自己的枕头。后来我们才知道，床上的蚊帐也是他们的。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洪子诚已经走了。我在屋子里听着七连副连长大向集合队伍上工的例行的一套：“立正！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齐步走……”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那个曾经是那么有能力、有魄力、有担待、有人情味的系主任，那个曾经给了我真实的、朋友式的劝告，促成了我们这段婚姻的系主任终于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其实他的心是年青的，与时俱进的性格让他的生活质量没有降低：记得前年（2006年）的秋天，我还看见他驾驶着一个电动摩托在蓝旗营的院子里飞驰而过……我也知道，他在七八十岁的时候接受了电脑，迷上了上网，他写信、传送图文，他有同学网友，互相鼓励着渡过退休之后疾病来临、生命却还没有离去的日子……
2007年6月10日（星期日），他的一个短文留在电脑里：
我亲爱的亲人们，朋友们和同学们：
我多年重病在身，最近又甚感身体不适，为此，我想对我的后事表明我的意见。
1.后事绝对从简：除教务部领导和我的亲人外，不通知任何人，也绝对不搞任何祭奠形式，不写悼词。
2.不保留骨灰，全由我的家人处理。
3.待一切后事处理完毕后，再通知我多年的朋友、同事和同学们。
请务必尊重我的意见，不要改动。
赤条条来，静悄悄去，不落葬，不立碑，一缕青烟化尽尘世烦恼，灰扬四方了却一世人生喜和忧。
莫悲伤，不需悲伤：我只不过去了人生旅途必然要到达的地方。
解脱，真正的解脱：没有了病痛，没有了日夜的揪心和操劳。我们彼此如释重负！这岂不是真正的解脱？
相会，再相会：我们定然能在人生最后的驿站重逢，到那时让我们再叙亲情。
别了，我亲爱的亲人们，朋友们和同学们！
…………
这应该是他和人世的告别。
也应该是个遗嘱。
也许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了无生趣，不再留恋人世人生？他的灵魂已经飘然而去了？然而，他是在九个月之后的2008年3月9日去世的——也许这九个月并不是他的选择。
在他的身后，讣告、治丧小组、告别仪式、悼词、花圈……一切都是遵从着他这样级别的革命干部的丧葬规格进行——那也不是他的选择……
——其实人可以选择的东西真的是很少很少。
2010年11月28日
（作者系中文系教师洪子诚的妻子）
回忆父亲和我在鲤鱼洲的日子
张思明
我的父亲张雪森，1932年出生于上海，1954年到1958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1969年10月，在北京大学江西鲤鱼洲农场工作、劳动。1970年12月5日，率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自农场赴井冈山修铁路的途中，不幸因公牺牲。
1969年，在我12岁的时候，全家到了北大江西鲤鱼洲农场。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当时还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我们都住在四面漏风、漏雨的草房里。最艰苦的创业时期，一个冬瓜，150人的连队要吃三天，盐水泡饭是常事。中文系在江西农场的编号为“七连”，七连驻扎在农场的西北角，种植并管理着数百亩水稻和十几亩菜地，当然还有一些接受“再教育”的任务。
在农场，我先是和父亲住在七连的草棚里，后来搬到了农场的“五七学校”这样一个由孩子组成的连队。母亲和妹妹住在农场的小卖部，一家分成三处。农场的路况非常差，“晴天一块铜、雨天一包脓”，路很难走，因此全家团聚是件难事。我和农场的其他孩子的生活基本上也是劳动，经常要种菜、种水稻、挑砖、挑瓦、盖房子。记得我第一次劳动去挑瓦，当时个子长得非常小，只有一米四左右。别的同学都可以挑十块以上，而我去农场比较晚，只能挑六块瓦。一块瓦只有七斤三两，我挑着六块瓦走四里路就累得不行了，肩膀被磨得又红又肿。劳动结束后，我到父亲面前非常委屈地告诉他，我都累得受不了了，肩膀全磨破了。他看了看我的肩膀对我说：“孩子，这点苦都受不了，怎么能够锻炼下去，一定要挺住。”他给我找来了一个垫肩，告诉我，找扁担一定要找三节的，中间没有节，才能减少压力对肩膀的刺激。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又开始了劳动的锻炼。十天后，我就能挑到十块瓦，三个月后我就能挑起二十块瓦的担子了。
1970年12月4日，父亲告诉我，他要带着工农兵学员去井冈山修铁路。出发前，他把我叫到身边，突然把他“贵重的奢侈品”——一个只能装五十片药片的小瓶里装着的一点点茶叶，和小半瓶红糖，以及家里的钥匙都给了我。我觉得很奇怪。
第二天，从农场的喇叭里就传来了这样的消息：父亲带着工农兵学员在去井冈山修铁路的路途中，在鄱阳湖的大堤上，由于道路泥泞翻了车，他受了伤。那一天，我们也在修路，听到农场的广播要求所有的医生到指挥部去。我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的班主任缪老师叫住了我，对我说：“你父亲出发后，不小心在路上受了点伤，现在我和你一起去连队看看他。”
从我们学校到父亲所在的七连，要走几里路。一路上班主任老师就问我，记不记得毛主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觉得老师是在考我的记忆力，就很快地把这段语录背出来了。老师又说，你知道北京最高的建筑是什么吗？我说不清楚。他说那是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它90多米的屋顶上有一颗五角星军徽，当年在安装这颗五角星的时候，就有工人同志献出了生命……老师在路上还给我讲了他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和战友生死离别的情景。我跟着他，走着听着，其实并没有意识到他在告诉我什么。直到走到父亲所在的连队，看到和他一起出去的学员们都回来了，看到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红红的，看到他们正在找着什么——在找我父亲的衣服和他的照片，我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
我的老师用力捂着我的肩膀说：“孩子你要长大，你一定要坚强，从今天开始你必须长大。”我和母亲一起到百里以外的南昌向父亲做了最后的告别，在他额头下我看到了厚厚的绷带。他的同事告诉我，他们一起去井冈山修铁路的路上，我父亲原来是向导，坐在驾驶室里，忽然有一位老师晕车，我父亲就和那位老师换了位置，从驾驶室里出来站在了敞篷卡车的车厢里和学员们在一起。雨后道路泥泞，十分难走，卡车陷在了鄱阳湖的大堤上怎么也开不出来。后来，清华农场的拖拉机上来帮忙，用一根钢丝把车从泥潭里拖了出来。但是，钢丝是软绳，在拐弯的时候，拖拉机一拉车就倾覆在鄱阳湖的大堤上。不少人跳出来了，我父亲却没能跳出来，经过抢救还是没有能够挽救他的生命。在南昌冰冷的殡仪馆，我看到了他最后沉思的冰冷的面容，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给我，好像他是有先见似的。
后来，农场党委做出了向优秀共产党员——我父亲学习的决定。在那时，我才了解到他一直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但他坚持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小草棚里。他发现一位从南方来的学员没有厚的衣服，就把自己御寒的绒裤送给了那位学员。过节时分给他的两斤苹果和月饼，他都送给了其他同志。作为一名大学的老师，他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专著，却留下了在一盏小煤油灯下写的几万字的教材。
当我和母亲还有幼小的妹妹捧着他的骨灰再次回到北京、再次通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回到燕园的时候，我明白了他对我所做的一切，那是一种深深的期待，是一种冥冥的预见，是一种伟大的爱。每当我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总会想起他给我讲的贝多芬的故事：贝多芬在写《命运交响曲》的时候，实际上耳朵已经失聪了。一个钢琴家没有了听力，就像一个画家没有了画笔，一个战士没有了武器。贝多芬很痛苦，甚至写下了遗书。但是在那个时候，雷电使他真正明白了生活的意义，他发出了要扼住命运咽喉的呼喊。他用自己的嘴叼着琴杆，放在琴弦上用振动感受到了音乐，就这样谱写出了《命运交响曲》。
虽然我和父亲仅仅共同生活了十三个年头，但这短短的十三年却在我的成长轨迹中留有最深的痕迹。他是一位北大中文系的教师，对我教育的特点是行为管理很严格，兴趣发展很宽松。比如，在假期里，他对我的作息时间有很严格的要求，每天早晨起床后，除了锻炼学习以外，要把住地一个很大的四合院扫干净，然后才可以玩。他非常注意锻炼我的意志品质，要求我很小就要独立生活。他还要求我不坐车，走着去四公里之外的颐和园游泳。我的兴趣十分广泛，又时常变化，一会儿养蚕，一会儿养小鱼虾，一会儿刻剪纸……他都接受。我还做过一些很傻的实验，比如把橄榄核种下等待发芽，用盐水泡干电池看看能不能充电……父亲也不戳穿谜底，而让我尝试“失败”。他也时常看我的作文，但并不改动一个字，错句和错字总是让我自己去找、去改。他常常问我，从别的同学身上发现了什么优点，什么地方比我强。有了矛盾，他不希望我表白和倾诉，而要求我自己努力想办法去解决。他从不给我买玩具，而是鼓励我自己做玩具。我的玩具，像有轨电车、罗马钟表、有皮筋动力的飞机和船，都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这一切使得我更加喜欢钻研。后来，我每看到一副新的棋，就一定自己把它做出来。现在，我给学生教课的教具里，还有自己做的跳棋。记得第一次做跳棋的时候，我经常去商店看跳棋。一次，两次……每次我都到商店里看那副跳棋，才明白棋盘应该怎么画。我用路边的柳树枝，剪成一段一段的，把一半的柳树皮脱掉，做成了棋子。还有很多飞行棋、四国大战的军棋，都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对我的要求总体上说是非常严格的，批评和训斥常常会出现。但我清楚地记得有两件事让他非常高兴。他有一本中国地图册，由于反复翻看，一页一页都脱落了，我就利用一个星期天，在反面非常仔细地把它一页一页地粘好。还有一件事情，我和他下棋，第一次把他赢了，我看到他非常高兴。
《红灯记》里有一段著名的唱段，是李玉和夸赞李铁梅时唱的：“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全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在鲤鱼洲的时候曾多次演唱过这段样板戏的唱段，没想到唱段里所描述的一切在我身上也变成了现实。
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几年中，我有好几次考试没有通过，自己感到非常痛苦的时候，就想起了他给我的鼓励，勇敢地面对挫折。经过五年的努力，最终拿下了数学专业自学考试的本科毕业证书。后来又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业。1996年我被评为“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2004年当选“全国模范教师”，2005年获得“全国十佳中小学教师”称号。当我站在人民大会堂里接受奖章的时候，也会首先在心里感激他。希望我的成长对在天堂的父亲是一种告慰。
父亲留给我的真正的“财产”，是他告诉了我应该怎样对待同志、对待事业、对待困难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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