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柯察金出生在乌克兰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12岁便开始当童工。1919年加入共青团，随即参加国内战争。1923年到1924年担任乌克兰边境地区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24年加入共产党。由于他长期参加艰苦斗争，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到1927年，健康情况急剧恶化，但他毫不屈服，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同年底，他着手创作一篇关于科托夫斯基师团的“历史抒情英雄故事”（即《暴风雨所诞生的》）。不幸的是，独一份手稿在寄给朋友们审读后回寄时遗失了。这一残酷的打击并没有挫败他坚强的意志，反而使他更加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
我怎样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
戈宝权 译
在讲到我怎样写小说之前，我先稍微讲一讲自己。
在国内战争动乱的年代里和此后的几年中，发生这样的情形，就是我的健康坏到了极点。近几年来，床榻成了我经常起居的地方，我不能走路，在床上躺着不动，在两年之前我又失去了我唯一能够看见东西的左眼。这一切前提都好像在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工作是不行的，是不可能的。
我个人想到，盲目在我的工作上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不知道能不能借其他人的手，写下那想在纸上写出的一切多样的和时常是难于捉摸的思想来呢。
但是我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就用口述的方法来开始自己的工作了，并且非常不安心地期待着，能得出什么样的东西来呢。现在，当小说已经写好了的时候，我可以确信地用领袖的话来讲道：“世上是没有布尔什维克所不能克服的堡垒的。”
是的，同志们，在最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之下是可以工作的。不仅可能，并且还必须这样，假如是没有其他办法的话。为了这样，就必须有对于工作的毫不动摇的志向，大的耐心和安静。
我早已就有一个愿望，想写出各种事情来，我曾经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有时候我还是这些事情的参加者。但是因为负担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我找不到做这个工作的时间。唯一的尝试——这不是文学性质的，而是单纯的事实的叙述——就是应乌克兰青年团史料委员会的要求和同志们共写的集体作品。我以前从来没有写过东西，写小说，这还是我第一次的劳作。但是在工作之前我准备了好几年。疾病给了我许多空闲的时间，这是我从前所完全没有的。我就如饥如渴地和永不满足地寝食于文艺书籍之中。俗语说得好：病有病福。在生病的期间，我有时间读完了共产主义函授大学第一年的课程，阅读文艺书籍来充实了自己可怜的行囊。没有这个大而深邃的准备，是没有可能从事写作的。
我当时计划写一群工人的孩子们的历史，从他们的童年起一直写到现在，当这些主人公们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时为止。因此，这本小说包括了从一九一五年一直到目前的这个时期。
党和青年团的青年近卫军，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中，给了成千万的优秀的人物，这些人是忠诚地献身于党和自己的阶级的。国内战争时代，他们在红军旗帜下的斗争，和经济破坏的斗争，继而在复兴时期的创造工作，以及后来各年中为在我们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提供给无产阶级的文学以无尽藏的资料。
应该写这样的东西，给那些刚刚加入青年团的人们看，给那些没有和他们的父亲肩并肩为共和国的生命而斗争、见过和参加过工人青年英勇斗争的人们看。
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犯了第一个错误：我抓住了一个插话就描写它。开头是没有计划性的。这个最初的记述就这样被搁到一边去了。
阿克伏台拜希（Akvotepeesh），这是乌克兰旧伏林斯克省的一个大的城市，是一个庞大的火车联络点。在动乱的年代里，这里聚集了革命的和反动的力量。当地曾经有过激烈的斗争，这我们只要提起秀彼多夫卡（Sheepetovka，反过来读是阿克伏台拜希）曾来回争夺了三十次这一点就可想而知了，在书中所写的大部分的插话，都是事实。
我特别记得高鲁布上校所组织的对于犹太人的屠杀。我觉得，我不能写出这些无助的犹太人民大批遭受杀戮的一切可怕的情形。我只能说：我的记述比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要减色很多。
德国哨兵为机关车驾驶者的队伍所杀和将运送征伐的军队的火车在途中停驶的情形，是我根据参加过这个插话的人们的叙述而写出来的。这三个工人，现在都是布尔什维克，都是同一车厂的突击队员。当我口述时，我先讲一讲这一个或那一个人物，我想象地在我自己的想象中表现出这个人物来。我的好的记忆能力在这一方面很帮助了我。我谨记着许多人，就是过了十多年我还能记起他们。因此，我在自己的想象中描写出我所要口述的情景，我从没有忘却了我所要描写的图画。当图画中断的时候，记述就也中断了。
我认为，开始写作的人没有这种想象的描写，是不能明显的写出人物和图画来的。也许这是种奇迹，当我听到和谐的幽静的音乐，特别是提琴时，我自己的想象中，就特别明显地呈现出所引起的图画来。
薛尔基的死是我亲笔所写的，当时我正从无线电里听到伊波立托夫——伊凡诺夫的“高加索的素描”。
可惜的是帮助青年作家的杂志中，大作家们虽然讲了书的结局和章的结构等，但他们不写起草时的实际工作。他们认为这是不必要的琐事，而用了很多地方来专讲理论。但是开始写作的人，正必须知道写作的技术。
在开始写作的人发现到文学家早已知道的事情时，他们是白费了多少精力呀！
所有的作家都无例外地，讲到笔记本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多少好的思想在漂浮着，而没有立即写到笔记本里去。例如我自己是很困难写字的，但我自己“有”这样的本子，它对于我是有很大帮助的。
我的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用的假想的姓名。朱赫来只有小名，他并不是省非常委员会的主席，而是特务部的长官。我不知道，我怎样能描绘出这个由整个钢铁所铸成的波罗的海的水兵、革命家、“乞卡”（非常委员会的工作者——译者注）的体形。我们的党有这样的同志，没有什么吹雪，没有什么大风，能把他们从站得坚固的、稍微弯曲的腿的姿态吹倒。从外表看来，这些人是粗鲁的，但是他们充满了力量，这些优秀的人物……（文章至此处中断。）
这套丛书选择了1919年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五十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优佳的世纪回眸。
——学者 陈建华
翻译活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一直贯穿到左翼文学运动的始终。……人们从中了解世界文学的历史及其发展，汲取先进思想文化的养料，学习创作的方法，以此推动创作，深化理论，建设中国自己的鲜活的文学。甚至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也就不会有其辉煌的历史。 这套书汇聚了俄苏文学的名家、脍炙人口的名作、名震遐迩的名译，既有文学欣赏价值，也有历史文献价值。
——学者 王锡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