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与辅臣
康熙初年，因康熙帝幼龄，由四位辅臣辅政，清入关后出现第二次皇权与皇位分离。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最后一次改朝换代后，人心思定，百废待兴。王朝最高权力相对分散，对治理一个千疮百孔的泱泱大国固然不利。另一方面，辅政体制的实施，使清廷在这一特定时期内能够保证其统治的延续性和稳定性，避免百姓再受动乱之扰。
四辅臣在辅政任上恪尽职守，但却不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们的思想观念从总体看比较僵化、保守，未能随着清入关后客观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他们对顺治帝信任汉臣，疏远满蒙王公等做法深恶痛绝，于是在施政中坚持首崇满洲方针，凡事遵照太祖、太宗之例办理。这一治国理念远远落后于新的客观形势。虽然辅臣在推进清初统一战争中效绩显着，但于制定文化政策、处理满汉关系等重要方面有明显倒退。康熙帝亲政后，改变辅臣的保守政策，确定以崇儒重道为基本国策，为清朝发展重新确立了方向。清朝社会逐步由乱而治，迈入康乾盛世。
辅臣对孝庄、康熙帝为代表的清皇室忠心耿耿。辅政初期，辅臣之间比较团结。辅政后期，辅臣内部发生分裂。鳌拜等人与苏克萨哈的矛盾根源，是久已存在的两黄旗与正白旗之间的利益之争。康熙帝亲政后独掌大权，不能容忍辅臣代行皇权状况长久存在。他希望辅臣自行辞政，但鳌拜不愿主动放权。双方僵持未久，康熙帝寻找借口，清除鳌拜，结束辅政。
康熙帝并非生而睿智果敢。他的才具来自施政实践中的挫折和磨练。这一实践过程，始于亲政之前。在他接触并参与政事初期，也有无能为力、表现软弱之时。由于他的迁就忍让，由于他面对议政王大臣免冠叩请显露胆怯之色，致使鳌拜等先是枉杀苏纳海等人，继之枉杀苏克萨哈等人。康熙帝后来一再为自己辩解，但对此两事，特别是后一事，他确实负有较大责任。
孝庄太皇太后与辅臣的思想观念较为接近，对鳌拜执意枉杀苏克萨哈等人不愿过问，不予阻止。这其中有历史渊源、个人恩怨等多种因素，需要进一步研究。
鳌拜的成罪过程及其供述表明，他的罪款中有不实之辞，可能还有替人受过之处。由此可见清初满洲统治集团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以及后宫内部的尖锐矛盾与激烈竞争。
当事之人回顾亲身经历的历史，往往更具理性而显大度。当年康熙帝十六岁，为收回辅政权力而构罪于鳌拜，拘禁致死。在他耳顺之年（五十二年），又于诸王贝勒前大力表彰鳌拜的功绩。他说：“我朝从征效力大臣中，莫过于鳌拜巴图鲁者。伊功劳册大内现有，朕常念与近御大臣侍卫等听之。”特追赠鳌拜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一等男）世职，以鳌拜亲弟之孙苏褐承袭。雍正九年（1731），追封鳌拜为超武公。清廷重新评价鳌拜，亦即对康熙初年辅政体制及四辅臣于清朝发展所做贡献予以肯定。康熙帝与四辅臣在处理满汉关系等方面有重大分歧，然而相关史料显示，这并非清除鳌拜、结束辅政的直接原因。说到底，康熙帝与鳌拜的冲突是权力斗争，双方在维护、巩固清朝统治这一根本宗旨上是一致的。
有关四辅臣辅政及鳌拜罪案的数则满文档案，能够使我们对那一时期若干重要事件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康熙帝的言行及其思想变化有较为细致的了解，弥足珍贵。可是，现存满文档案的总体数量，大大少于汉文档案。四辅臣辅政及鳌拜罪案的满文档案只存留数则，它们所揭示的内容，相当一部分在《清圣祖实录》等汉文史籍也有记载。经比勘，无重大歧意。审问鳌拜等人的情况，于现存满文档案内无载，在汉文档案中却有集中反映。这就表明，满文史料虽然能够起到汉文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像汉文史料一样，在清史研究中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充分发掘利用满文史料同时，也要充分发掘利用汉文史料。满、汉史料并重，以两者相互补充，才能将清初宫廷政治史研究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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