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麦克尤恩，1948年生，英国当代著名作家。1976年以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成名，并获当年毛姆奖。此后佳作不断，迄今已出版十几部既畅销又获好评的小说，其中《阿姆斯特丹》获布克奖，《时间中的孩子》获惠特布莱德奖，《赎罪》获全美书评人协会奖。近年来，随着麦克尤恩在主流文学圈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在图书市场上创造越来越可观的销售记录，他已经被公认为英国的“国民作家”，他的名字已经成为当今英语文坛上“奇迹”的同义词。

  　我叫塞丽娜·弗鲁姆（跟“羽毛”那个词儿押韵），约莫四十年前，我受英国军情五处派遣，履行一项秘密使命。我没能安然归来。干了十八个月之后，我被他们解雇，非但身败名裂，还毁了我的情人，尽管，毫无疑问，他对于自己的一败涂地也难辞其咎。

　　我不想浪费大把时间描述童年往事和青春岁月。我是一名圣公会主教的女儿，生于英格兰东部一座迷人的小城，在教堂一带长大。我的家温良而优雅，井井有条，满溢书香。父母之间情深意笃，对我疼爱有加，我对他们也一样。妹妹露西比我小一岁半，虽然青春期我们动不动争得鸡飞狗跳，但彼此都不记仇，随着年事稍长而日渐亲密。父亲对上帝的信仰温和低调，合情合理，从未对我们的生活横加干涉，只不过让他在教会等级体系中应付裕如，同时得以把我们安置在一栋舒适的、建于安妮女王时代的房子里罢了。那房子俯瞰着一个花园，四面围着古意盎然的绿草带，时至今日，对那些精通植物的人士而言，这些绿草带仍然很有名。言而总之，一切都波澜不惊，教人艳羡，简直是一阕田园诗。我们在一个四面筑起围墙的花园里长大，体验过其中必然蕴含的一切愉悦与局限。

　　六十年代末期，我们的生活被倏然照亮，却并未随之瓦解。除了请病假，我没有在当地的文法学校里缺过一天课。十六七岁时，从花园围墙外飘进某些被他们称为“热烈爱抚”的实验，尝试烟草、酒精和一点儿大麻，摇滚乐唱片，更亮丽的颜色以及与别人更热络的关系。十七岁那年，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有那么点羞羞答答、兴致勃勃的叛逆，可我们照样完成学校里的作业，将不规则动词、数理化公式、小说人物的动机烂熟于胸，再一泻千里地“吐”出来。我们乐意把自己想象成坏女孩，可我们其实乖得很。我们喜欢一九六九年空气中普遍洋溢着的兴奋躁动的气息。与此密不可分的是，我们都指望很快就能离家远走，到别处去求学。在我此生的前十八年，没出过一丁点古怪恐怖的事情，所以我权且略过不提。

　　若是全依着我自己的性子，我会在我家的西北面，远远地找一所“地方大学”，选择可以偷懒的英语专业。我喜欢读小说。我读得飞快——一周能干掉两三本——就这样打发掉三年，对我再合适不过。然而，那时别人把我看成天生的怪物——一个碰巧有数学禀赋的女孩儿。我对这门课提不起兴致，几无乐趣可言，可是我喜欢拔尖，何况还不用费什么劲。甚至早在我知道如何解答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答案。当我的朋友们还在奋力计算时，我就通过一串轻飘飘的步骤——有些是看得见的，有些只是出于某种直觉——得到了答案。很难解释这些我所知道的东西，究竟是如何知道的。显然，应付一场数学考试要比英语文学考试容易得多。毕业前那年我成了学校国际象棋队的队长。你得将这种情形放到历史背景上去想象，才能懂得，在当时，让一个女孩跑到邻近的学校里，打击一个居高临下、洋洋得意地笑着胡说的男孩，到底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数学也好，象棋也好，还有冰球、百褶裙和唱诗，在我看来这些都只是学校里玩的花样。我想，既然现在要开始考虑申请什么大学，那趁此机会抛开这些幼稚的玩意，倒是正当其时。可我没考虑到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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