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十年前，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说过：“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a十年后重读这段话，我依旧坚持此立场。今天的主题演说，就谈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是五四；第二，风雨兼程说五四；第三，“走出”还是“走不出”；第四，如何激活“传统”。
一、 为什么是五四
晚清以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代代中国人奋起搏击，风云激荡中，出现众多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有的如过眼云烟，有的欲说还休，有的偶尔露峥嵘，有的则能不断召唤阅读者与对话者——五四无疑属于后者。五四运动的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为何影响竟如此深远？我用以下三点理由，试图做出解释。
第一，五四运动的当事人，迅速地自我经典化，其正面价值得到后世大部分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认可。有的事件严重影响历史进程，当初也曾被捧到天上，只是经不起后世读者的再三推敲，逐渐显现颓势，甚至成了负面教材（如太平天国或“文化大革命”）。五
四运动的幸运在于，刚刚落幕便被正式命名，且从第二年起就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可以这么说，五四成了近百年来无数充满激情、关注国家命运、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青年学生的“精神烙印”。长辈们（政治家、学者或普通民众）不管是否真心实意，一般不愿意与青年直接对抗，故都会高举或默许五四的旗帜。
第二，五四运动虽也有“起承转合”，但动作幅度及戏剧性明显不如八年抗战。不过，后者黑白分明，发展线索及精神维度相对单纯，不像前者那样变幻莫测、丰富多彩。如果不涉及具体内容，我曾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谈论五四，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还不如说是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让我怦然心动，歆羡不已。
第三，某种意义上，五四运动的意义是“说出来”的。回过头来看，20世纪中国，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与其进行持续对话的，还是五四。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b有的事件自身潜力有限，即便鼓励你说，也不值得长期与之对话；有的事件很重要，但长期被压抑，缺乏深入且持续不断的对话、质疑与拷问，使得其潜藏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而五四运动的好处在于，既有巨大潜力，又从未成为“禁忌”。
二、风雨兼程说五四
历史上难得有这样的事件，当事人的自我命名迅速传播开去，且得到当时及后世读者的广泛认可。尘埃尚未落定，1919年5月9日《晨报》上已有北大教授兼教务长顾兆熊（孟余）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活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5月26日《每周评论》则刊出学生领袖、北大英文系学生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5月27日的《时事新报》上，张东荪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同样引人注目——“潮流”“运动”“精神”，关于五四的命名与定性竟如此及时且准确。此后，一代代文人、学者、政治家及青年学生，便是在此基础上建构有关五四的神话。
说五四不仅仅是历史事件，更是近百年中国读书人重要的思想资源、极为活跃的学术话题，甚至可以作为时代思潮变化的试金石，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接受。美国学者舒衡哲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六章“五四的启示”中，辨析新中国成立后官方对五四的看法，以及诸多纪念活动和回忆文章，还有同时期知识分子的抉择与挣扎。这一章的结语很是悲壮：“‘五四’不只被看作鼓舞知识分子勇士的精神食粮，它将成为照亮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的一把‘火炬’。”a而我的《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则选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文艺报》等四种报刊，观察其在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以及八十周年时的社论及纪念文章，并将其与同时期的政治思潮相对应，看关于五四的言说如何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波、思想潜力以及道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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