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十年前,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说过:“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a十年后重读这段话,我依旧坚持此立场。今天的主题演说,就谈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是五四;第二,风雨兼程说五四;第三,“走出”还是“走不出”;第四,如何激活“传统”。
一、 为什么是五四
晚清以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代代中国人奋起搏击,风云激荡中,出现众多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有的如过眼云烟,有的欲说还休,有的偶尔露峥嵘,有的则能不断召唤阅读者与对话者——五四无疑属于后者。五四运动的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为何影响竟如此深远?我用以下三点理由,试图做出解释。
第一,五四运动的当事人,迅速地自我经典化,其正面价值得到后世大部分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认可。有的事件严重影响历史进程,当初也曾被捧到天上,只是经不起后世读者的再三推敲,逐渐显现颓势,甚至成了负面教材(如太平天国或“文化大革命”)。五
四运动的幸运在于,刚刚落幕便被正式命名,且从第二年起就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可以这么说,五四成了近百年来无数充满激情、关注国家命运、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青年学生的“精神烙印”。长辈们(政治家、学者或普通民众)不管是否真心实意,一般不愿意与青年直接对抗,故都会高举或默许五四的旗帜。
第二,五四运动虽也有“起承转合”,但动作幅度及戏剧性明显不如八年抗战。不过,后者黑白分明,发展线索及精神维度相对单纯,不像前者那样变幻莫测、丰富多彩。如果不涉及具体内容,我曾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谈论五四,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还不如说是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让我怦然心动,歆羡不已。
第三,某种意义上,五四运动的意义是“说出来”的。回过头来看,20世纪中国,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与其进行持续对话的,还是五四。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b有的事件自身潜力有限,即便鼓励你说,也不值得长期与之对话;有的事件很重要,但长期被压抑,缺乏深入且持续不断的对话、质疑与拷问,使得其潜藏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而五四运动的好处在于,既有巨大潜力,又从未成为“禁忌”。
二、风雨兼程说五四
历史上难得有这样的事件,当事人的自我命名迅速传播开去,且得到当时及后世读者的广泛认可。尘埃尚未落定,1919年5月9日《晨报》上已有北大教授兼教务长顾兆熊(孟余)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活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5月26日《每周评论》则刊出学生领袖、北大英文系学生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5月27日的《时事新报》上,张东荪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同样引人注目——“潮流”“运动”“精神”,关于五四的命名与定性竟如此及时且准确。此后,一代代文人、学者、政治家及青年学生,便是在此基础上建构有关五四的神话。
说五四不仅仅是历史事件,更是近百年中国读书人重要的思想资源、极为活跃的学术话题,甚至可以作为时代思潮变化的试金石,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接受。美国学者舒衡哲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六章“五四的启示”中,辨析新中国成立后官方对五四的看法,以及诸多纪念活动和回忆文章,还有同时期知识分子的抉择与挣扎。这一章的结语很是悲壮:“‘五四’不只被看作鼓舞知识分子勇士的精神食粮,它将成为照亮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的一把‘火炬’。”a而我的《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则选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文艺报》等四种报刊,观察其在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以及八十周年时的社论及纪念文章,并将其与同时期的政治思潮相对应,看关于五四的言说如何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波、思想潜力以及道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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