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舜生(1893-1969)，历史学家。他与李剑农、蒋廷黻齐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长达四十多年，出版了许多史学著作，包括《辛亥革命史》《中国现代名人轶事》等。

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甲午战争、戊戌维新、庚子拳变、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严复等事和人。近百年来，中国受外影响，社会、文化、思想等发生剧变，开从古未有之局势，非有信史，将不能明了清代因何而亡、其国内之问题、国际上所处之地位等，此为国民应有之常识。

左舜生为近六十年来,注意研究中国近代史三五先驱之一,与李剑农、蒋廷黻齐名,而各有树立。

                                                    —— 著名历史学家 吴相湘

左舜生先生授课，徐速有节，井井有条，而不用看讲义，尤于近代史一课至为生动，每论人议事，皆如亲历其境，如数家珍。说到激动处，每每语调突变，声容俱动，白眉紧蹙，手指作势；说到国运蹇困处，“万方多难，则不禁掩卷长叹”；他教书不在于灌输，而是诱发学生提出问题，着重去讨论，有时兴犹未尽，乃于课后，约一二同学到附近茶社，“一杯在手，一根香烟，便继续他的谈话……”                             

                                              —— 左舜生先生的学生  陈凤翔

中国近六十余年间的一切动乱，可以说完全自甲午中日一战开始（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

第一，在这一次的战争以前，中国对外虽已经过屡次的挫败，但所遭遇的威胁或损害，乃来自英、法、俄这些比较强大的国家，我们承认自己的实力本来远不如人，心理上已自认输，所以虽经失败，而在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并不太大，因而也引不起国家须加以彻底改革的反省。对日本不然：我们总觉得日本受中国文化的熏陶甚深，从来没有放弃自大的传统观念；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仅有极少数人知道日本早已效法西洋，在政治、军事、文教、经济各方面，曾大加改革，且已具备一现代国家的基础，但大多数人却依然异常茫昧，认为日本决非英法等国之比， 断不足与中国为敌。可是一经双方以武力接触以后，那曾经煊赫一时的淮军湘军，固然是不堪一击，即便是李鸿章所新建的北洋海军，也几乎是片甲不回，这确实是从精神上给予中国人一次猛烈的打击，于是乎中国才渐渐了解：要效法西洋，单单把重点摆在军事方面，依然不能有效，因而政治改革的要求才一天天地迫切起来。无论是康梁一派的维新运动也罢，孙黄一派的革命运动也罢，都是经过这一次战争以后，才同时地正式起来。自乙未《马关条约》订立以后，仅经过十六年以上的时间（一八九五— 一九一二），清室即抵于亡，其间经过的种种事实，所表现动荡、紧张、复杂的一切景象，确实使我们一众研究历史的人眉飞色舞，而民族活力的充沛，也确足使我们自豪！

第二，不单是“新政”的呼声系从中日一战以后开始，即便“新学”的要求也是在这一战以后才逐渐地趋于积极。原来所谓“西学”的输入中土，远在明末清初即已萌芽，举例言之，如艾儒略（意大利人）的《职方外纪》《西学发凡》；傅汎际（葡萄牙人）的《名理探》；利玛窦（意大利人）的《乾坤体义》《几何学原本》《勾股义》《测量法义》；汤若望（日耳曼人）的《历法西传》《新法表异》；南怀仁（比利时人）的《新制灵台仪象志》《康熙永年历法》等，均极有名。不过其范围大抵限于天算、舆地，而这班教士其所以从事这类学术的介绍，也仅仅只作为他们传教的一种方便，使得他们有机会可以接近中国的政府和学人，以免遭受排斥。可是等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即一七二三到一七三五年的雍正时代，他们的传教事业既已遭遇打击，因而他们这种学术的介绍工作，也就归于停顿。乾隆朝开四库全书馆（一七七三）， 这类西学书籍见于著录者虽有四十一家，但当时充四库馆总撰官的纪晓岚（昀），他便不相信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和南怀仁的《坤舆图说》，以为不过如中土瑶台阆苑，大抵寄托之辞；著有《二十二史札记》的赵瓯北（翼），他说俄罗斯北有准噶尔大国， 以铜为城，方二百里；著有《畴人传》的阮芸台（元），他也不信对足抵行之说。（以上三例参看康有为戊戌保国会演说辞）这可看出这一时期的所谓“西学”，即对当时著名的学人也影响甚微，其与一般民众丝毫不生关系，自然更不用说。

至于第二度引起中国人对“西学”的注意，这是经过两度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以后的事。这一时期，如北京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成立于一八六一年，即咸丰十年的十二月）、同文馆（成立于一八六七年，即同治六年的正月）、天津的水师学堂、上海的制造局、福州的船政局以及若干外人所设的学会医院等，莫不从事西书的翻译。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年著有《西学书目表》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其目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其目为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其目为游记、报章、格致；合计总数约在三百种左右。此外如前面所举明末清初艾、利、汤、南等人的著作，还有数十种，则列入附卷。大致在同治初年以迄光绪二十年以前，中国人高谈“西学”的， 除掉极少数通西文可以直接读西书原本者外，其余的人便都靠这类的译本，以满足他们向往“西学”的欲望，可是就连这种人也还是少到如凤毛麟角。

自从经过了中日一战，这种情形便完全起了变化：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感到国家的积弱，必须力图补救，一方面也觉得日本效法西洋已经收到了富强的实效，乃不胜其艳羡，于是对于新知的追求已趋于白热，而对八股文试帖诗乃至科举制度，也引起了十分地厌恶。黄公度（遵宪）著的一部《日本国志》，本来在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已经脱稿，可是在当时并没有印行， 仅仅抄写了四份，除自己保留一份外，其余三份则一份送总理衙门，一份送李鸿章，一份送张之洞，这可以使我们想象当时一般国人对于日本从事改革的经过实在所知太少，无怪当时一般士大夫依然充满虚骄之气，而发出主战拒和的种种高调。一直要等到惨败成为事实，然后这部《日本国志》才引起国人的注目，而黄公度其人之为明了外情的先知先觉，也才为国人所公认了。严又陵（复）译赫胥黎《天演论》，也是中日战争以后的事，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年读过他的译稿，他自己写的一篇序在二十二年的九月，吴汝纶为他写的一篇则在二十四年的四月，大概正式印行也在戊戌以后了。继此以后，严氏更译有亚当·斯密《原富》、甄克思《社会通诠》、穆勒《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耶方斯《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多种， 大抵成书都在中日战后的十年以内，其足以予中国学术界一种新的刺激，自不待言；而马眉叔（建忠）根据西洋文法书以通中国文法的一部《马氏文通》，也成于光绪二十四年，这大致也还是中国人此前不曾有过的一种学问。至于以后留学生一天天加多， 印刷机构与印刷技术一天天扩大与进步，然后中外学术的沟通， 才渐渐地走上正轨。

第三，就列强侵略中国的事实来看，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 中国虽因鸦片战争于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与英国订有《江宁条约》，但经过十六年（一八五八，咸丰八年）才与英法两国分别订立《天津条约》，又经过二十七年（一八八五，光绪十一年）才与法国订立《越南条约》，可见他们侵略的进度还相当和缓，即赔款的数字也还不算太大。关于土地的侵占，则除帝俄于中国北边随时有若干巧取豪夺以外，在东南沿海奥区，仅于《江宁条约》割让了香港，（澳门于明嘉靖间已事实上为葡人占领，姑置勿论。）其余则尚无恙。因此，中国的国际地位还能勉强保持，至少没有感到随时有被人瓜分的危险；至于战前所负的外债，总共不过六百八十四万余镑，对中国的财政也还不感到如何的威胁。经过甲午一战以后，情况乃完全不同：俄德法三国以压迫日本退还辽东与中国之故，群起向我要求报酬：俄既强租旅顺大连，又以华俄道胜银行东清铁路等关系，囊括满洲大部分权利，蒙古也被视为己物。德国借口曹州教案，德教士两名被杀，乃以海军强占胶州湾，要求九十九年的租借权，且攘夺山东全省的路矿权利。法国以安南的地位关系，所注意者在云南两广，见俄德既各有所得，也要求广州湾九十九年的租借权，同时要求云南两广不得割让他国。英国对于远东的侵略，素来是态度极其沉着，手腕极其敏活，它看见俄德在北方发展，法人在南方经营，乃一面租借威海卫以抗俄人，同时分德人在山东之势；一面又要求租借九龙以抵制法人，并且要求扬子江沿岸各省不得租借或割让与他国。至于日本，则除根据《马关条约》割了台澎以外，因见西方列强在中国各有势力范围的指定，它也就要求福建应该归入它的范围。当时在名义上好像一无所得的要算是美国， 但它的态度更聪明，乃纯从经济利益上着想，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由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实际发动的还是英国），非正式地征得列强同意。这一政策虽使中国幸免于瓜分，但各国对华经济侵略的竞争，却更趋于激烈。

至于说到中日战后所负的外债，更是令人吃惊：战时兵费一项已所耗不赀，战败赔款二万万两，赎辽又三千万两，穷无复之，唯有向外国借债之一法。计自光绪二十年到二十四年， 外债总额已突飞猛进加到五千四百四十五万五千镑，更加利息二千五百一十八万五千两，盖已十倍于战前。又《马关条约》允许外人在各通商口岸设厂制造，于是外人得运用其雄厚的资本， 支付低微的工资，廉价的原料，打入中国的堂奥，以与中国幼稚的实业界竞争，中国的实业虽有发展的希望，自更不用说。

以上各点还是就中国直接受到的损害立论，试进一步观察： 则因中日一战的影响，乃引出了戊戌维新；戊戌维新的反动则为庚子拳变；因有庚子的拳变，乃演出帝俄以重兵盘踞我整个的东北，因而给予日本一个报复还辽一役的机会，于是乃有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发生。中日战争加速了中国的革命，日俄战争更加速了俄国的革命。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在中日战争以后，仅经过十六年以上的时间，满清即已归于灭亡；在日俄战争以后，更只经过一十二年，罗曼诺夫王朝便已倾覆。尤其在俄国革命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趋于缓和，唯有日俄两国，则一个明争，一个暗斗，更一步不肯放松。上面这些大事，可以说是一贯相生，其因果关系至为明显，追本穷源，几乎无一不发端于甲午一战啊！

目录

第一讲 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

引端 .......................................................................3

一　中日缔结修好通商条约 ...............................9

二　日本侵我台湾 .............................................11

三　日本灭我琉球 .............................................15

四　中日两国在朝鲜的角逐 .............................18

五　中日实战经过 .............................................36

六　《马关条约》与三国干涉 ...........................59

七　台湾人民反对割台，朝鲜更趋没落 .........74

附录 中日《马关条约》原文 .........................83

第二讲 戊戌维新（一八九八）

引端 .....................................................................91

一　维新由内外交逼而成 .................................93

二　维新运动的几个领导人物 .........................99

三　所谓“百日维新” ......................................149

四　“政变”爆发与康梁出走 ..........................172

附录 戊戌政变得罪人物记略 ........................189

第三讲 庚子风云（一九〇〇—一九〇一）

引端 ....................................................................197

一　义和拳的起源及其发展 ............................197

二　天津北京的陷落 ........................................207

三　《辛丑条约》的签订 ..................................221

四　三件大事 ....................................................237

五　慈禧出亡 ....................................................255

六　遮羞改革 ....................................................261

附录 《辛丑条约》原文（附件略） ................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