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时局变迁，审视社会脉动
　　聚焦高端争鸣，干部决策参考
　　●《决策内参》立足中国改革发展进程，关注社会焦点、热点和难点，梳理发展经验与教训，推介发展模式与方法，借鉴海外经验与启示，透视历史与现状，探讨改革发展的路径与未来。
　　●《决策内参》传递中央及各部门改革发展的声音和政策精神，聚焦高层智囊的争鸣交锋，直面改革关键时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汇集各个社会阶层对改革发展的感受、观察和诉求，透过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挖掘政治、经济、社会等事件背后更深刻的复杂因素，提供国家战略、公共政策的决策参考。
　　●《决策内参》将可读性与理论性、前瞻性与可操作性有机结合，对实际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是各级领导干部案头不可或缺的决策参考资料。

　　“新官堕落”并非只因潜规则
　　近年来，各地查处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中，贪污腐败与职务犯罪年轻化趋势凸显，年轻干部群体成为腐败高危人群，确实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人们不能不问：“新官堕落”到底是谁之过？应该说，造成当前年轻干部成为腐败高发群体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是内外因共同作用，最终促使他们逐渐滑向腐败的泥潭。
　　为何认为官场潜规则导致“新官”腐败
　　年轻干部腐败堕落，主观原因占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政治上丧失信仰；思想上价值扭曲；道德上蜕化变质；心理上狂妄自大，有的恃才傲物，有的法纪观念淡薄，在这样的心态下，一旦感到成长无望，就会由此诱发出腐化堕落等各种消极腐败现象。
　　年轻干部腐败堕落的客观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年轻官员腐败有社会风气的影响，更有干部选拔、教育、管理和监督等制度乏力的原因。腐败没有高危人群，只有高危权力，官员腐败其实都是权力缺乏监督的乱象。有人直击官员腐败低龄化与当前的官场风气有一定的关系。某些地方权力生态的复杂和混乱，潜规则盛行，是“新官堕落”的重要原因。并且认为，如果任何事情一旦成为普遍现象，个体的特殊原因往往便退居次席，外部环境因素肯定是决定性的力量。
　　那么，我们重点来分析一下官场潜规则对“新宫堕落”的影响。“潜规则”是一种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不成文、不公开的，人们私下认可并自觉或被迫遵循的意识和规矩。有人说，如果你进入官场，像贾雨村那样不懂潜规则，轻者将你排挤出“圈子”，重者可能会殃及前途或性命。这对于急奔前程的年轻干部来说，具有极大的恐吓力和杀伤力。还有人总结了古代“新官”堕落定律，认为“新官”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当官久了都又奸又贪。所以，“新官”融入环境之后必定会堕落。认为“新官”存在两难处境：如果不融入环境，就缺乏生存余地，是个人人生的“堕落”；融人环境，又会导致熟谙潜规则之后的“堕落”，即腐败。
　　警惕显规则异化成潜规则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不承认“新官”堕落定律，但也不忽视官场潜规则对“新官”堕落的影响。年轻干部走向仕途都是想为国家和人民干一番事业的，即便是贪官代表李真开始时也是想做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但是在做人、做事和做官的标准上，学生时代所受的正统教育有时在官场上似乎不适用，于是许多人变得是非不清，善恶难辨。
　　例如，年轻干部想仗义执言，但官场流行的做人潜规则是好人主义。讲关系不讲原则，讲私情不讲党性。遇到问题和矛盾装聋作哑，得罪人的话不说，得罪人的事不做。有人总结官场经是，该说话时说话是一种水平；不该说话时不说是一种聪明。
　　年轻干部想做事，但一种做事潜规则是把个人利益置于民众利益之上，部门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导致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甚至利用合法规则谋取私利。做事之道是给上级领导看的，导致造假之风盛行，“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更可怕的是有人以假为荣，以真为耻。而做事的目的是不要出事，官官相护是解决内部危机的重要法则，出了问题则实行内部解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些年轻干部想升迁时，首先想的是托人找关系，请客送礼，认为干部提拔必须上面有人，不和上级领导建立私交，政绩再好与官运无关。
　　潜规则无时无刻不在侵害我们年轻干部的思想。在官场上如果这种风气盛行，即使主观意愿是明哲保身，客观也会陷入同流合污之境。现在更可怕的是一些显规则异化成潜规则。需要警惕的是，潜规则已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流行病，国人由痛恨转变成一定程度上容忍、羡慕甚至自愿效仿。在制度弱化情况下，人人都是腐败的“高危人群”。网上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写的帖子发人深省。他写道：读大学时我也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上进青年，对于官场中一些丑陋现象也看不惯，但是六年的工作经历，使我慢慢变得不再冲动，变得更理智，对许多问题也只能保持沉默。因为你如果不能融入到那个圈子里去，许多事情就不好办……
　　设计制度时遵循“无赖”假设原则
　　培养和使用年轻干部是关系党和国家前提命运的战略问题。年轻干部群体成为腐败高危人群，提醒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反思以往培养和使用年轻干部的做法是否科学得当。“新官堕落”有其复杂的原因，根治也应该进行系统思考。目前，最急需做的工作是优化“新官”成长环境，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起一整套预防和保障年轻干部健康成长的长效机制，使年轻干部“不愿腐败”、“不能腐败”和“不敢腐败”。其中，一个重要设计思想是遵循“无赖”假设原则。著名英国学者大卫．休谟认为，在设计制度时必须把每个人都假定为“无赖”，通过这样一种制度设计，使私欲和丑行得到遏止。这就是制度优于人性原则。邓小平也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会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所以，我们在防止和抑制年轻干部“堕落”时，就要按照“无赖”原则设计权力制约机制，减少领导职位上的特权带来的谋取各种私利的机会，才能使那些谋取私利者望而却步。这是预防年轻干部群体成为腐败高危人群的治本之策。
　　（孙立樵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该给青年干部怎样的舞台
　　2009年4月28日《广州日报》有报道称省内年轻干部（31岁～45岁）腐败情况加重，在所有被查处官员中所占比例近56％。又据记者调查，个别机关的人才囤积、浪费现象较为严重，一个新人职公务员反映整个机关“上上下下都没什么事”。这些现象不仅事出有因，而且相互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集中显示了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需求强烈和进展不足两种趋势。从大量事实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高效的政府其清廉程度往往比较高，而一个运行效率低、人力资源浪费严重的政府，往往更容易倾向于腐败和堕落。新人职的青年干部，即所谓“新官”，是国家干部队伍中的生力军，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状况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青年干部应当充分发挥自身朝气蓬勃、富有活力的优势，与服务型政府共同成长。
　　青年干部应致力于“服务型政府”建设
　　有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一位名校毕业的研究生在进入某市机关后，连续两年的主要工作内容都是毫无技术含量的盖章，除此之外无所事事。于是，该同志在拿到该市户口后离职。这就不免引起我们的思考：政府应当为青年干部提供怎样的舞台，青年干部又应当为怎样的事业而忙碌、奋斗？
　　当代科技的飞速进步带动了买方市场和顾客偏好的发展，于是也为政府改革向服务型政府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在全球化趋势下，政府的角色又出现“国家队”倾向，对于国内社会而言，政府扮演着“CEO”角色，通过打造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国家社会生产力、改善民众生活。然而当前，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远远大于政府的提供能力。国内外学者于是致力于研究服务型政府的治理结构。政府需要学会“进入市场散步”和“与非政府组织握手”，才能提高能力和强化责任。这需要政府成为有内生防腐能力的健康组织，成为具有行政效能的竞争型组织，这也构成了服务型政府的两个核心特征。总之，人民需要清廉而有活力的政府官员，需要健康而有竞争力的政府。
　　服务型政府要根据人民需求建设和推动公共服务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打造全国性公共服务，如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打造为公司和市民提供服务的运行机制。现代公共服务是垂直派送和平行接收相结合的体系。如在铁路运输这一服务领域，中央政府负责制造火车、修建铁路，以便生产和派送公共服务；地方政府负责营建火车站和组织管理人员队伍，以便接收和延伸公共服务，将公共服务派送到市民和企业最为方便可及之处。
　　可见，在信息技术和网络的支持下，公共资源向公共组织的两段分配，中间环节将逐渐淡出。政府的决策部门需要精兵简政，而不能堆积大量人才；地市级政府机关已不符合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其主导功能应当被弱化，相应地，也需要及时进行人才疏散；公共服务第一线在基层（社区），需要大量的具有公共服务理念和创业能力的人才，公共资源和公共部门的增量部分在基层，大学生的用武之地也在那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也是降低大学生投身于公务员队伍盲目性的最终途径。良好的服务型政府让青年学生不至于因追随寻租文化而进入政府机关，也不至于因恐惧公共陷阱而远离权力岗位；务实的服务型政府可以减少青年人才职业设计盲区现象，进人机关并不代表放弃其自身已有的专业积淀，从而避免陷入能力危机恐惧。
　　完善服务型政府的内生防腐机制
　　健康即指良好的身心状态，一个制度的“免疫力”对保持其健康非常重要。内生防腐需要治本之道，即具有抑制滥用权力和道德风险的、钱权隔离的组织结构，从而实现决策与执行分离、监督机构真正独立，让政府沐浴在阳光之下。例如，国家人口计生委在执行奖励扶助政策的同时，及时建立了四权分离的工作机制，这使该系统保持全国无大案的记录。反之，钱权交易可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找到机会，寻租的潜文化侵蚀着政府的肌体和官员的价值观。在上海社保基金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行政第一把手动用养老基金（企业年金）的绿色通道，以及在此“通道”周边形成的巨大腐败温床和公共陷阱。一些优秀且业绩颇丰的青年官员遇到“服从与腐败”的两难选择和尴尬境地，新官之所以“堕落”，这种尴尬和两难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可见，缺乏内生防腐机能的政府组织，不仅可能损害政群关系，更是官员落马的陷阱，且危及公务员的职业安全。

“新官堕落”：潜规则惹祸？
“新官堕落”并非只因潜规则
该给青年干部怎样的舞台
“公推直选”选出民心所向

干部“说错话”的是非题
干部“雷人”语录错在哪
提倡官员讲真心话容许官员说点错话
中国官员的言论空间
“三把火”烧与否新官上任如何作为
“三把火”重在为谁而“烧”
“三把火”透视出制度惰性
八大亮点折射选官新动向

今天我们如何选官
选人标准的历史沿革
“六位一体”的干部才得人心
制度保障才能防止“官场秀”
关键是全面、综合、客观地去衡量

“官员风水”乱象剖析
官员追逐风水腐蚀建筑生态
让公共精神的光芒照亮公共建筑
城市公共建筑背后的权力影子

干部交流负面效应反思
避免干部任期“两难”处境
任期“缩水”与政绩“注水”
流动过于频繁不利干部成长
警惕干部交流成了官位运作

日程化生活固化官员脸谱
救救“白加黑”与“五加二”的官员
新型领导破解定式生活法则
秘书是导演，领导成演员？

解读官员的离任感言
离任时，读出高官的品格
离任官员如何获得更高“幸福指数”
官员“瞎折腾”的表现与根源
以“公务员精神”制约“折腾”行为
“折腾”谢幕，实干“登台”

谨防官场“述职秀”
公开述职打破干部“政绩秀”
官场竞争新取向的制度归属
公开述职的形式及注意事项

特权隐性化凸显腐败新动向
“隐性特权”为何屡禁不止
“隐性特权”是一种离轨行为
“隐性特权”诱发腐败蔓延
期待民间实情“阳光化”

将“跑偏”的公权力拉回轨道
公权私有化催生官场“潜规则”
寻求私权与公权的和谐
政府做“减法”的多赢效应
政府“购买”服务有利于克服行政过度
政府“购买”服务绝非卸包袱
政府“购买”服务的国外经验
公共权力不能向“金钱”低头
需对权力资本化保持警惕

官员“粉丝”：政坛新潮流？
“粉丝”涌现体现开明政治
要“祛魅”而非“赋魅”
公民社会应拒绝“官员粉丝”

国企高管官员化如何破解
民众为何为国企“官商分离”叫好
希望这次取消编制“动真格”
以“文化早春”迎战“经济寒冬”
“处长现象”求解
聚集政坛“77、78级”现象
聚集干部教育培训
“问责风暴”的深层思考
谨防地方恶性竞争新冲动
行政成本的短板在哪
是复归，还是必须？
信息公开打破“围墙政治”
“紧箍扣”下的政府雇员制
警惕腐败的政治腐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