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其持论多有为吾侪所不敢苟同者，则时代使然，环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轻谤前辈也。
吾草此章将竟，对于与吾侪最接近之清代史学界，更当置数言。前清为一切学术复兴之时代，独于史界之著作，最为寂寥。唐、宋去今如彼其远，其文集、杂著中所遗史迹尚累累盈望。清则舍官书及谀墓文外，殆无余物可以相饷。史料之涸乏，未有如清者也。此其故不难察焉，试一检康、雍、乾三朝诸文字之狱，则知其所以钳吾先民之口而夺之气者，其凶悍为何如。其敢于有所论列而幸免于文网者，吾见全祖望一人而已（看《鲒琦亭集》）。窃位者壹意摧残文献以谋自固。今位则成闰矣，而已湮、已乱之文献终不可复，哀哉耗矣。虽然，士大夫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故压于此者伸于彼。史学之在清代，亦非无成绩之可言。章学诚之卓荦千古，前既论之矣。此外关于史界，尚有数种部分的创作：其一，如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其书有组织，有断制，全书百三十卷一气呵成为一篇文字，以地理形势为经，而纬之以史迹。其善于驾驭史料盖前人所莫能逮。故魏禧称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其二，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拆碎而自立门类以排比之。善用其法，则于一时代之史迹能深入而显出矣。其三，如黄宗羲之《明儒学案》，实为中国有学史之始。其书有宗旨，有条贯，异乎钞撮驳杂者。其四，如赵翼之《廿二史札记》，此书虽与钱大昕、王鸣盛之作齐名（见前），然性质有绝异处。钱、王皆为狭义的考证，赵则教吾侪以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昔人言“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盖最善于比事也。此法自宋洪迈《容斋随笔》渐解应用，至赵而其技益进焉。此四家者，皆卓然有所建树，足以自附于述作之林者也。其他又尚有数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一）表志之补续。自万斯同著《历代史表》后，继者接踵，各史表志之缺，殆已补缀无遗，且所补常有突过前作者。（二）史文之考证。考证本为清代朴学家专门之业，初则仅用以治经，继乃并用以治史。此类之书有价值者毋虑百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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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学家会兆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