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后，我们继续会谈。我对他说，我也对苏联势力的扩大感到担忧和关切--但是我要他看到苏联在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尼日利亚、几内亚、北朝鲜、日本、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索马里、中东和特别是在中国的倒霉经历。我说，在南部非洲，如果我们把目前倾向于苏联的国家如扎伊尔、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等置之度外，那将是严重的错误。甚至安哥拉现在也在审慎地接近西方。我讲述了我们为在纳米比亚实现多数人的统治而进行的工作，并对他说，中国人也可以在非洲进行同样的和平努力。
我扼要叙述了我们为中东实现和平所做的工作，强调了我们对巴勒斯坦人的关心。我说，关键是要实现全面的和平解决，而且从战略上说，需要沙特阿拉伯、约旦、苏丹、埃及、以色列、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样一些温和派国家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只要埃及仍然屯兵苏伊士运河东侧以对付以色列，只要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其他邻国仍然对以色列怒目相视，我们就不大可能制止苏联对该地区的进一步入侵，这个论点显然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听得很仔细，问了我几个有关该地区的一些国家的问题。
至于其他多事地区，我简要地讲了我们正在伊朗做些什么，并对他说，我们希望那里有一个根据伊朗宪法组成的稳定的、爱好和平的政府。我说，我们认为，对待越南这个侵略者的最好的办法，是使它在世界其他国家面前处于孤立地位；联合国里的发展中国家最近第一次在谴责苏联和古巴的同时也谴责了越南。我试图鼓励中国人利用他们在北朝鲜的影响帮助安排南北朝鲜政府当局之间的直接会谈。我不敢说我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多大进展，但是至少邓明白了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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